5、我举报了，不收 采访手记： 1月14日： 上午一上班就听到个振奋的消息。小黄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研究室的那个人给他打了电话，说他和几个人仔细研究了一下法律，认为裁判身份不存在模糊的问题，司法完全可以介入。 “咱们马上约他和他面谈，如何？” 小黄拨完电话，说他那边有个会，约好下午4点见我们。 我非常兴奋，这下好了。障碍突破了，黑哨们等着司法的铁拳吧。我开始偷偷写了个公开稿，只有简单几句话：最高法院认为司法完全介入黑哨调查云云。我准备把这短消息让最高法院的人过目，只要同意发表，这就是个爆炸性新闻。 中午吃完饭，想打个瞌睡，最近太累了，本来就瘦，又掉了8斤肉。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我突然想到，高法的态度明确后，检察院按理就该立刻介入，我应该先去咨询一下，如果他们能介入，我就把手头的证据线索提供给他们。 一点整，我开车前往北京市检察院，准备先找宋军，告诉他最高法院的态度，听他怎么说。 1点50分，我给市检察院总机打电话，转法律研究室。没人接。接线员说1点30分上班。我转起诉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熬到2点5分，法律研究室还是没人接。我决定干脆去举报中心，直接去咨询，如果他们接证据线索，我就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举报。 找到举报中心，一位副处长接待我。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想来咨询一下黑哨的问题，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裁判收钱构成公务受贿，你们开不开始立案调查？” 一个中年女同志认真地看了我的记者证，开始笔录。那位副处长说：“我听说了黑哨的事，也看过些报道。即便最高法院同意司法介入，我们也得等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态度后才能采取行动。”他证明了公、检、法三家谁也不管谁，最高法院表态没用的说法。 我心里一凉，从档案袋里取出了我手里的证据线索，其中有一份绿城俱乐部盖了公章的“情况汇报“，里面列举了8名裁判收取了他们的钱，具体场次、日期、金额和裁判名字写得很明确。另外，我还把我们写的内参给他看，里面有绿城中间人详细的口供，以及我当时做的笔记。 “这些不叫证据，只能算线索。这么告诉你吧，即便你今天是来举报的，我们这里暂时也不收。在上级没有明确给我们指示前，我们还是照裁判身份不明来对待这事。假如裁判不算国家工作人员，检察院就管不着，是公安部门的事。另外，即便交也不是交我们这，要是有北京裁判涉嫌，要看他工作单位在哪个区，由区检察院受理。“ 我说：“我知道裁判是哪个区的，我能找找看吗” “我建议你先别找，最高检察院没发话，你找也是瞎找，等等再看吧。” 我承认我当时非常地沮丧。司法部门对此事似乎并不在意，等？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 “你有名片吗？” “没有。我是控告申诉处副处长，这个处对外叫举报中心。” “我能公开报道你们的意见吗？” “别，先别提，这事挺敏感的。” 他把我客气地送出门。寒冽的北风中我竖起了衣领。想起了黑大汉那天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发现他说的没错。 找区级检察院，找海淀区的起诉处副处长王兆峰，他那天是支持的，看他收不收。这事我非弄下去不可，我心里说。 回到办公室，小黄打来一个电话。“杨明，高法又变卦了。那人不接受采访了。他说院领导刚个他们打了招呼，现在谁都不能乱表态，这事要认真研究后才能有结论。” “怎么了？连我们也拒绝采访吗？” “一律不接待，看来情况不妙。” 我真的有些泄气。网上传闻阎世铎曾秘密去最高法院请教司法介入的事，出来后说，司法介入不可能。这难道是真的？ 怎么这么难？到底是法律有漏洞还是司法机构保守、怕担风险？我担心是前一种，否则，恐怕也该表态了。 放了几天的内参还是要写，题目为《媒体大众呼吁司法介入黑哨调查》。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中央批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