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本报从今日起推出连载栏目《每日连载》。 目前推出的是刚出版的《我知道的中国足球》。本书作者王俊生曾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党委书记。本书是王俊生的回忆录，既是作者个人的历史，也是中国足球的十年改革史。许多中国足球的历史事件和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重要线索和答案，许多发生在作者身边的足球内幕将一一展开细节，许多中国乃至世界足球界的重量级人物和超重量级人物将竞相亮相，许多发生在作者身上的幸与不幸将第一次对外全面公开…… 第一章三次机遇 历史是连续的，如果足球界没有抓住１９９２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如果国家体委党组没有做出划时代的决定，把足球改革列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国足球在以后的十年是不可能走上一条依靠市场、自我发展、自我生存、自我约束的全新的职业化发展道路的，中国足球人还会继续为“冲出亚洲”苦苦挣扎。调入中国足球协会 ——投身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机遇 公元１９９２年，四十三岁的我，走上了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岗位。 我第一次走进袁伟民的办公室是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的一天。 那间办公室面积不大，但十分干净整洁。据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贺龙元帅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时也曾在这里办公。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除了办公桌上厚厚的文件、书柜里摆满的各类书籍外，就是各式奖杯和照片。它们生动地展示着主人不凡的人生经历。 袁伟民正在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没有抬头。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环视四周…… “你很遵守时间。”袁伟民严厉而智慧的双眼露出了满意的神情。“你的调令人事司已经发出，还有什么问题吗？” “北京市体委主任马贵田同志已经同意放我，可新来的党组书记万进庆同志不同意，他希望我协助他搞北京体育的训练工作。”我如实地汇报了北京市体委对我调到中国足球协会的态度。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袁伟民很有把握地讲，“年维泗同志提出的辞职申请，党组已经批准了。足球协会的工作很繁重，你要尽快熟悉情况，早日进入角色。” 我点着头，可嘴里还是叨念着：“万进庆同志是很坚决的。” “我来解决。”袁伟民问，“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有了。” “听说你要到广州去？从现在开始，你哪里都不要去。”他不容置疑地说，“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更应该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 我十分惊愕，怎么昨天刚定的事情，袁伟民今天就知道了？ 从秘书把我引进办公室到我离开，总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袁伟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严格、求实、缜密、果断。从这一天起，在以后的十年间，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着繁重而艰苦的工作。他不仅有强烈的人格魅力，更有领导人的宽广胸怀；他识人善用，精通业务，更有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他以巨大的魄力和高度的智慧，促进足球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职业化、俱乐部体制和职业联赛的体育项目，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新的“里程碑”。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女足两次获得世界亚军，男足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 我与袁伟民真正相识是在１９９０年２月，于昆明海埂训练基地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期间。当时，袁伟民问我：“你对足球比较了解，你谈谈要改变足球队的作风有什么好办法？” 他一句话就把足球界最主要的问题点了出来，我明白他指的是训练作风、比赛作风和生活作风。没有优良作风的运动队怎么能取得好成绩呢？而足球队尤其是男队，恰恰在这方面十分薄弱。我用最简练的语言回答了他的问题，袁伟民点了点头，大约基本满意我的回答。但是，听完袁伟民在最后一天的总结，我认识到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足球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仅仅是皮毛而已。 袁伟民说：“一个项目长期落后必有它的原因，找出原因并有好的措施与方法，落后就会转变为进步。我认为，中国足球要改变落后的窘境，首先要振奋精神，要教育广大的足球运动员、教练员和足球工作者振奋精神，要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发扬我国体育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第二是要努力提高训练水平和意志能力，要树立良好的队风，练就过硬的本领。这是任何一个项目要取得成绩的两大前提，没有这两大前提谁也不行。”言语间充满了坚定和自信。 “具备了两大前提后，足球界要真正处理好十一大关系（事业与职业的关系；言与行的关系；胜与败的关系；练与赛的关系；教与管的关系；尖子队员与一般队员的关系；量与质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主教练与上下左右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进步，就可以彻底改变落后的窘境。”他的讲话，不仅给足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给足球界以知识和力量。十分遗憾的是，十年后的今天，我所领导的国家男子足球队以及各级队伍，这十一大关系并未真正处理好。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