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两天的“李章洙痛打高明”事件，高明感到非常震惊，在愤慨之余特意通过本报发表声明，表达以下观点：关于所谓“痛打”：，李指导只是拍了我两下，根本没有伤痕，痛打完全是臆造出来的。关于所谓“讨好”：当时我只不过口里含着一口水，根本来不及说话。关于所谓“矛盾”：完全是有些别有居心的媒体刻意捏造出来的。 最近两天来，我接到了许多的电话，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新闻界的朋友们打来的，而他们想同我谈的问题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是如何被李章洙教练“痛打”的。我知道自己突然间得到媒体的如此“青睐”，都是《体坛周报》的那几篇报道引起的。本来，我是一个从来就不愿意也不曾对外界的报道发表任何评论的人，但这一次，面对如此之多的电话以及如此令我啼笑皆非的问题，我考虑再三，觉得有必要将事情的真实面目以及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真实看法告诉所有关心我的球迷以及相关的朋友们。所以，我决定通过《南方体育》发表如下声明，并且，这也将是我对于这件事的最后一次表态。 “痛打”无中生有 首先，按照《体坛周报》的报道，我不仅被李章洙教练打了，而且是“痛打”或“狠狠揍了”，但是，我必须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实！6月30日下午的训练是我们队前往北京之前的最后一次训练，按照惯例，这只是一次调整性的训练，不仅训练量并不大，而且整个训练的过程也颇有游戏的色彩。也正因为这样，在训练的过程中，有一些后防线的队员便冲到了前面去。看到后面有些空，我便跑到了后面去。训练结束，李章洙教练走到了我的面前，通过翻译对我说：“你应该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什么跑到后卫的位置上去了？”说完，他在我的背上拍打了两下。客观地说，李指导当时确实是有些生气，语气也比较严厉，但由于他对我的要求一直都是非常的严格，使用类似的语气对我进行批评指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说，在听了李指导的话后，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确更应该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便没有再言语。 至于说被李指导拍打，对我来说也同样不是第一次，所以我也并没有觉得这和平时有什么不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情节，居然被想象成了“痛打”，而且似乎是为了衬托气氛，还特别地虚构了我“愤怒地冲着李章洙大喊‘为什么’”以及我“离开训练场时以泪洗面”这样的情节。编撰这样的所谓细节，不仅令我本人感到震惊，而且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显然也是毫不负责任的。另外，那篇报道称，李章洙生气的原因还在于我当天训练迟到，这也同样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为那天下午的训练时间是4点钟，而我提前10分钟便已经到了训练场，当时与我一起到达训练场的还有曲波、白毅和杨君。事实上，自李指导上任以来，据我所知，我们队还从来就没有哪位队员在训练中迟到过。 关于我和李指导的关系，我还想作一点特别的说明，那就是自从李指导到任以来，我和他的相处一直都是非常的融洽，平时他没少找我谈话，指出我在训练与比赛中所存在的不足，而我通过李指导也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就在与辽宁队比赛前一天的适应场地训练过程中，李指导还亲自为我抛球，以便我练习头球。事实上，通过这一点也同样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和李指导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像《体坛周报》所说的那种矛盾。至于说在7月2日的比赛中李指导安排我首发，我想应该更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明白个别记者刻意编造所谓我和李指导之间存在矛盾的“新闻”究竟根据何在，用意又何在？事实上，就连李指导本人对于这样的报道也感到很可笑。7月3日的下午，当有记者在我们队的训练结束之后向他求证这件事的真实性的时候，他便将我叫到身边，然后又“示范”着在我的背上拍打了两下，接着笑着问记者们：这也叫“痛打”吗？ “讨好”空穴来风 其次，《体坛周报》还刊登了一张我竖起大拇指的照片，并结合我当时的面部表情，说我试图“讨好”李章洙却没有得到理会。看了这张照片，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可笑。关于这张照片的真实背景是这样的：7月1日晚上的适应场地训练结束后，我一边喝着水一边向场边走去。这时，李指导突然用汉语向我发问：“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由于当时我的口中正好有水，没法直接回答，于是便竖起了大拇指，意思是告诉他：“没问题！”这样的手势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所以我相信李指导也肯定能够看懂了。没想到《体坛周报》的记者竟然将我因为口中有水而无法直接回答问题时的表情按照他们自己的思维进行了发挥，形容为了不被理彩后的“尴尬”。如果还有哪位记者拍到当时的镜头的话，就会发现，当时我的右手便正好是拿着一瓶矿泉水。 “冲突”纯属臆断 另外，在《体坛周报》的几篇报道中，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其所谓的“链接”，称我如何因为与沈指导“发生冲突”而在去年初曾被“送回家”云云。这同样又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去年初中青队在昆明集训时，我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随队训练，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和沈指导发生了“冲突”，而是因为通过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协商，中国足协才最终同意“帮回俱乐部一把”，允许我回青岛队并随队赴澳大利亚进行集训。而且在当时队内引进了多名内外援的情况下，沈指导也认为如果我能够通过集训在队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对于当时的中青队都是一件有所帮助的事情。实际上，因为这种原因当时回队的除了我还有隋勇，又哪里能够和什么“冲突”扯上关系呢？同样，既然是正常离队，我重返中青队时又何来“主动认错”并“得到原谅”之说呢？ 与此同时，将我在6月20日同新西兰队的那场比赛中没有上场说成是因为“训练中注意力不集中”而受到的一种“处罚”，则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是因为在赛前的一天突然拉肚子才没有上场的。本来我是很希望参加那场国际比赛的，但沈指导在听取了队医的意见后告诉我：你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养好病，而且，你们队周日（6月23日）的时候还有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养精畜锐对于你们俱乐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的简单，而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南勇以及国家队的领队朱和元，他们也完全可以证明我没有上场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所谓的“训练问题”。 事实上，就在同新西兰队的这场比赛结束的当晚，当我和两位队友准备乘坐 T26次火车返回青岛之际，沈指导还专门跟我谈了话，希望我在回到俱乐部队之后能够保持在国奥队的训练态度与水平。我是星期五的上午回到青岛的，当天下午便被要求跟随队伍飞往了上海，而在接下来同中远队的比赛中，我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只是替补上场，却在最后的点球决胜中被列入五人名单，这也同样说明了教练对于我的信任。对于《体坛周报》在报道中的这种胡乱联系与妄加推测，我感到震惊。因为，如果我真的是像那篇报道所说的那个样子的话，我想也应该没有人会相信我竟然就是这样走到了今天的。 在我的这篇声明的最后，我还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我不仅非常理解新闻媒体对于我们的各种报道，而且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配合所有记者朋友的工作。但是，我也同样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在进行相应的报道时，能够站在客观并公正的立场上，尊重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自己新闻炒作的需要便不顾事实地网罗乃至编造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