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说的。他不会下围棋，还不知道世上有更佳的娱乐方式。后来中国古人发现围棋这玩意儿越来越有趣了，有个樵夫生得粗手大脚，却独好这一口，有一次进山砍柴，看两个仙人在树下指落黑白，就心血来潮旁观了上百年，直到斧柄成了“腐柄”——这就是“烂柯”的传说。

　　我一直认为“烂柯”是在阐释围棋的某种忧患意识：围棋是美妙的，但是它有“麻醉”功能。

　　中国围棋据说高手很多，但我以为“樵夫”一定更多：因为世界棋坛每年都会诞生四至五个世界冠军，目不暇接的普通棋迷甚至分不清哪跟哪，偏偏中国棋手很难分得一杯羹。尤其在2001年，我们都像著名的荒诞主义小说《等待戈多》写的一样，发现——等待其实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

　　就像聂卫平征服不了“昏着”、马晓春对付不了李昌镐一样，“第三条龙”常昊也开始遇上了他的“命中克星”——曹薰铉九段，在他的四次冲击世界冠军征程中，老而弥坚的曹薰铉两次成为青春热血的终结者……

　　如果围棋有文化和竞技的两面，那么在竞技这一面上，中国围棋已麻木多年；而我们的围棋媒体在周而复始地传唱所谓文化时，只不过是对“岩树荫棋局，山花落酒樽”那样的陈词滥调再作诠释罢了。当竞技的围棋麻木之后，文化的围棋也必将面临“贫血”的恐慌——这也许就是二十一世纪围棋的本来面目。

　　2001年，中国围棋有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如果有，就一定是围甲。重庆那辆“摩托”够野，昔年超越上海军团雄霸天下后，睦镇硕、刘昌赫和朴正祥一干韩国棋手飞鸟投林，围甲本已出彩，但那毕竟是一场“内战”。如果没有一两项适时的世界冠军奖杯，围甲请来100个李昌镐也白搭。再者，李昌镐和曹薰铉明年联袂来华征战完围甲后，这项赛事还能从什么角落里挖掘出新的惊喜呢？它会不会跟随麻木的流俗而去？这是关于围甲的忧虑。

　　尤为不幸的是，当去年年初火爆一时的围乙联赛闹出“假棋风波”后，我们发现围棋居然也难免“假球”、“黑哨”之类隶属竞技体育的尴尬。

　　上个月在上海滩，我作为体育记者瞻仰了常曹二人决战三星杯——请注意：我已经不知道是否该在“瞻仰”之前加上“有幸”二字，已经是属于体育记者的麻木。比赛结束那天，家里的编辑打电话来咨询：“今天诸宸拿了‘棋后’，你的三星杯报道是不是可以不再作头条了？”记得当时我苦口婆心地告诫那位同仁：国际象棋之于围棋，正如“三大球”中的排球之于足球，亦即是说，足球打个喷嚏被当作头条不也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吗？

　　后来我拿着“曹‘燕子’掠走三星杯”作头条的报纸，觉得有些惭愧，因为类似头条标题似已见过很多，怎一个“麻木”了得？本报记者贾知若

    (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