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至少3个会 有一天深夜１２时左右，记者打电话到国家队某干部房间，很客套地寒暄了一句：“这么晚还没睡啊？”干部说：“睡？我正在写文件呢，待会儿要开会了……”记者大惊。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围绕方方面面的“问题”，国家队团部至少开三次会，时间从一小时到三个半小时不等。医疗方面，分医疗方法、医疗器械、药品、时间、球员恢复期等；后勤方面，分行李、球衣、球鞋、球裤的准备，交通车的安排，机票、护照；对外联系方面，包括何时开新闻发布会，哪些问题涉及或不可涉及，是否接受当地的宴请……当然还包括怎样处理与米卢的工作衔接，怎样去做队员思想工作，做哪些人的工作，各部门工作配合出现了分歧怎么消化…… 有些真是问题，有些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把不是问题的问题还摆在桌面上大谈特谈，难怪要拖到凌晨５时，直到“东方鱼肚白”。一些队员戏称：“瞧，国家队每天都在开‘国会’。”有队员调皮地统计，从４月９日到现在，“恐怕有１２０多次会议以上了吧，昨晚我失眠，扒开窗帘往８号楼看，果然灯还亮着，真能开。” 地方队的“税”指罚款多，国家队的“会”多，这是一些队员的感受。“打马尔代夫、柬埔寨、印尼这样的对手，实在犯不上这么紧张，说句实话，我们球员心态特别平静，这种对手打不过干脆别玩世界杯了，但头儿们却不一样，为什么？怕出事啊，怕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又招骂。” 事无巨细都开会 １０日晚，几个北京朋友来昆明看球，想请南勇出去吃顿饭，南主席连连摆手，“不能去呀，晚上还有会……”这几个朋友对记者说，“这种精神状态不好，没被打死倒被会累死”。实际上，有些问题与麻烦是团部自找的，团部下属几个部门，如果按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思路管理，肯定是人多力量大。问题在于，几个主要负责人习惯的是一杆子插到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从绷带到药品，从球鞋到队员细微情绪，加上还要密切关注新闻界的报道，并派人“随机应变”，肯定就会增加工作量，这种增加有时是几何级的。 好在这次吸取了前几届的教训，取缔了长篇累牍的全体会议。金志扬曾对上届十强赛那种婆婆妈妈、领导押阵召开的准备会大摇其头，“人，是会晕的”。而范志毅说：“没有必要重复‘要拼搏，要奋进’之类的话，我们几个老队员都打最后一届了，不搏能行吗？”所以，那种空洞的说教，包括战前准备会上“既要注意防守、又要加强进攻，既要注意边路、又不能放弃中路，既要盯死人、又不要被人盯死”的屁话在这一届国家队少了很多。 开会是干部的工作方式 阎世铎来到昆明后也少不了会，虽然在赛前他并没有召开全体队员会议，但也不断与团部干部碰头，听取意见下达指令。他到达昆明的当天晚上，就与当地组委会的人一起开会研究赛场秩序、安保、球迷等系列问题，因为所有人最担心的问题是——“万一球迷生事就不好办了。”据悉，为了确保平安，组委会方面又迅速增加了５００名警力。 比赛前一天晚上６时，南勇很正式地召开了赛前动员会，话还是老套路，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晚上几个干部还是在他率领下分别找了队员谈心、交流。在马尔代夫那场１０后，团部本来决定绝不找队员开会，但到了柬埔寨还是忍不住了，派专人到７名主力球员的房间里去深谈，因为他们放心不下———在中国式的干部眼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开会、谈心。但事实上，除了个别威望很高的老队员敢说话以外，大部分队员还是本着“不伤和气、不伤感情”的游戏规则被动地回答着，“都是各俱乐部的大腕，谁敢说太多，多了会伤人”。 马克·吐温说，“会议与问题是成正比的”，看来，会多了也会增加问题。团部的干部们，千万不要成了“积劳成疾”、累死在“五丈原”的诸葛亮。(李承鹏)
(足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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