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80年代中后期说起职业联赛，人们还会懵懵懂懂的误认为当时盛行在中国足球界的甲级联赛和职业联赛不过是一个换名的游戏，直到1988年，一帮还伪装成业余球员的中国专业球员在汉城被一个叫克林斯曼的德国人揍地很惨以后，中国人才直到原来专业和职业的差距不只是也名字的差距。

　　事实上，在1994年中国甲A联赛开始之前的几年，一些在国内号称大牌的球队就自豪地在地理队名前弄上能给自己赚钱的企业名字，像北京雪花队、上海神州队（上海凤凰队）以及后来沿用到首届职业联赛的广州太阳神队。不过在当时那种和地方体工队联办赞助的后专业足球模式里，参与足球的企业的从中国足球界得到的只是一种“活体广告”而已，同时由于那时足球报道远不及现今，冠名企业得到的汇报是少之又少。

　　中国足球里程碑式的1993年“红山口会议”后，在IMG的操办下，1994年，亮相在中国职业足坛的12支俱乐部首先在钱上和职业化看齐。钱多是职业化带给所有从事甲A人氏的共同印象。四川大侠魏群在职业化的第一个赛季用王老五的数钱方式表达着发自内心对职业联赛的欢呼，因为从专业足球时代的几十元到几百元的数字跃升到以千以万来记发薪水和奖金，仅仅是中国足球进入了职业化。

　　倘若中国足协新开张的这个经营项目真的是以职业化足球经营牟利的理性方式获取足够多但合理的商业利润，继而为参与职业化足球的球员和教练员颁发数十倍于社会大众的报酬，应该是已经逐渐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绝大多数人们可以接受或者可以逐渐接受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国足球在创立职业化竞技足球模式的时候，先入为主的思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在首批涉足甲A圣殿的12支俱乐部也基本无一例外地接受了这种现在看来可笑的巨额烧钱运动，回过头来看，唯有1999开始的短暂的“.com”烧钱浪潮可以媲美于甲A从1994年开始的烧钱运动。

　　再来盘算甲A的这种烧钱方式，可以讲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典型的不记汇报不记后果的带有狂热心理痕迹的运动。IMG集团给中国足球套上不健康的香烟标记，唤来的是中国足协挖掘的第一桶金，这样的论调在当时被现在很著名的马德兴作为《中国足球十问》一文被《新民体育报》采用。

　　也正是在那种背景下，一些没有政府身后背景且自身乏力的俱乐部和球队在甲A的初期便开始了掉队，沈阳六药、江苏迈特等便成为中国职业足球被金钱“洗盘”出局的俱乐部，他们出局的共同标志是球队在甲A的竞争力明显不如其他具有强大政府背景以及地理优势背景的球队。而且作为一支职业俱乐部，地方上的恶劣足球生存环境导致这种退市加速。同样在甲A联赛生存，上海申花得到是上海市政府拨出的一块黄金地皮，北京国安靠着更大的主，尽管在甲A头几年，还很少有惊人的球员买卖，但是俱乐部在支付球员教练员高额薪水的费用上的确很痛心，有的企业的董事长都坦言，自己企业的某些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都不及甲A球队的一个球员。

　　尽管如此，站在不失公允的角度看，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初期有几支出局是正常的。

　　甲A中期的退出是换庄

　　当甲A的足球联赛逐渐沦落为连沪争霸的无聊年代，对于另外的12支球队（注1996年甲A由1994年的12支扩充为14支）来说，甲A成为鸡肋的可能性愈发增大，于是保级是甲A的主旋律，当保级开搞保级的勾当时，金钱再度成为中国职业联赛另类的主宰力量。

　　人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话在甲A绝对失效，没有钱的甲A俱乐部在中国职业足坛不会有太大的生存空间，在经历了支付高薪的始创阶段，越来越多的俱乐部深感职业足球带给自己的压力，搞足球从一种时尚变成一种不得不抗的负担。在职业足坛生存要化钱，压生存的好也要化钱，而为了后一种目标，俱乐部将在球队公关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这样的气候下，想作个“钱没人多，生活的想法比人好的”小资也作不成的，专业化足球时代称雄称霸甚至被人好意歹意喊出“十连冠累不累”的辽宁远东俱乐部，成为和那座工业经济一同浮沉的代表作。

　　凄雨冷风里孙贤禄的失声痛哭和崔大林不知所云的赛后访谈是辽宁足球在甲A时代最失意的经典时刻，与之鲜明对照的是在1995年媒体爆炒的成都保卫战上四川球迷为一场现在看来颇具疑问手的球痛哭的场面。但人们相信那个时候，躲在全兴保级背后的酒老板一定为自己花费不浅的短线收益而自豪。

　　也就是在甲A步入中期的时候，不少职业俱乐部从内心也深感自责和痛楚，在中国职业化看似很茂盛的黄金也好白银也好，作为职业俱乐部在足球产业上的受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记，这和当初不少市场精英昂首阔步踏进体育产业的先驱——中国职业足球开发的初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尤其是一些也曾享受甲A雨水之欢的职业俱乐部，更是难以脱身。

　　在这个时刻，对于一些甲A逐渐公认的豪门像大连和上海，已经被打造为城市名片之列，再有就是一些从甲A联赛得到某种精神愉悦的俱乐部，四川全兴就在“金牌球市”中陶醉。在甲A这个活动周期，最大的手笔来自于重庆隆鑫集团全面收购有公安背景的前卫寰岛，这里面虽然有海南低于经济在90年代逐渐没落，寰岛集团无力支撑职业俱乐部庞大的开支的原因，但你也不能排除站在城外的隆鑫人对职业足球的一种渴望，在山城打造一支职业球队是隆鑫老板和直辖市里资历最浅的重庆市政府的不谋而合的趋向性举动。

　　如果从纯粹的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待以隆鑫收购寰岛为最典型的甲A换庄，那么潜伏在甲A联赛、职业俱乐部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的某种利益的平衡是至为关键的，表面上，到了甲A的中期，皇冠不时有中国足协隔靴搔痒的“限薪令”和对球员“签字费”的否决，可是在90年代后期，一支甲A球队的每年运转费用不会少于3000万的概念，而对于大连、上海这样的球队，每年的投入应当在5000万左右。从这个意义上看，甲A的烧钱是到了极至，但是之所以还有一些不怕死的企业敢于在这里投入，说穿了就是企图在足球产业之外得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决定了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所以在不少省市的参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企业往往在资金、资源、市场等多个方面得到可意会但不可言传的好处，基本可以堵住投入甲A的缺口黑洞。

　　而一旦在利益均衡的某个环节出现失衡，企业在足球上的表面兴趣也马上顿时消失。虽然搬出的退市理由堂而皇之，但丝毫掩盖不了资本追逐最大商业利润的本性。北方最NB的俱乐部在经营上肯定不会有太大问题，1999年虽然有失颜面的一度落入保级圈，但是在董事长向足协几番开炮未果的情况下，还是撇开自己当初的誓言，毅然绝尘而去，这个例子说明企业是否愿意继续经营职业足球并非取决于球队的成绩好坏。

　　后甲A时代的退出是撤庄

　　后甲A时代的俱乐部老板和球员的脑袋要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清醒，在阎世铎2000年下半年入主中国足协后，特别是今年一月份的深圳足球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他突然抛出的“中超联赛预案”更是让人猝不及防。在世界杯联赛的重压下，中国足协对举行到第8个年头的中国职业联赛进行了大幅的改革，取消升降级是今年甲A甲A联赛的最大变化，而在阎世铎钓鱼的杆子上的诱饵便是2004的中超联赛。

　　经过了甲A初期的洗盘和中期的振荡换庄，后甲A时代的中国职业联赛从组织形式上职业的气息更加浓郁了，包括各支甲A俱乐部中都多少有从甲A其他买卖的球员，连俱乐部总经理这级的也出现了一种低于上的巨大跨越，像重庆的程鹏辉到了辽宁，大连的石雪清到了重庆等等都是甲A在更大范围的一次调整。

　　与此同时，甲A初期和中期延续到了后甲A时代，对中国体育的触动力远远不及当年，俱乐部在足球经营理念上提高以后越来越对于足球烧钱失望，在足球经营上急于牟利的情结使得一批新入主甲A的主子采取非常手段，山东鲁能的董罡大施辣手是个信号，即便球队开始之初遭遇了印尼望加锡惨案，但是山东足球毕竟在甲A后期发起了一种革命性的反抗。

　　章健是沈阳足球最富戏剧性的人士，他作秀和炮轰并举的独特思维和行为方式，至今让人不知这个演员的真实想法，不过有点意思的是章健和沈阳金杯选择在中超退出之后退出，的确耐人寻味。时候的一些场合，阎世铎的说法证明了对于这支甲A皮包球队的抨击。但是在后甲A时代，金德介入的沈阳足球后遭遇的闷棍便是金德二队球员致死人命的大案，也侧面验证了在一个经济已经落后的地区搞一个甲A俱乐部的难度并非只是少几个钱那么简单。

　　今年的甲A上半赛季的冠军是上海申花，下半赛季的关实据鲁能泰山，但是上半赛季加下半赛季的总冠军是大连实德，只是中国甲A的幽默。当生命不能承受之幽默的时候，上海足球界谋求的一种革命则将奢华逼向了告别旧中国职业联赛的死胡同，郁知非不想走也不行，申花的牌子没有被扳倒已经是上海这个已经以“海纳百川”为胸怀的城市的荣耀。申花的无奈退市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远不是人们说的打不过大连的罪责，而是上海足球在职业化时代运用政府权利的强硬干涉。对于申花来说，搞了8年的职业足球好坏不好评说，可是申花品牌的经营却是肯定失败了，此前的热水器，VCD都只是申花的一个影子。

　　甲A结束的时候，足协杯没有开搞的时候，全兴的一段退市阴谋被媒体无情的揭露，当上个星期这个集团还试图遮掩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一场不可避免的退市将把白酒堆造的四川足球变卖，四个亿玩8年的金钱效率不能算高，但是对于白酒介入广告市场的高门槛而言，也算值了。当然重庆力帆的摩托车足球战略显然造就天府之国最得意的俱乐部，作为福布斯人物的尹明善敢把不算失败的李章洙炒了，也算是他在足球领域的又一步险着了。(苏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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