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晓新报道：“重罚甲Ｂ”至今余波未消。事实上，这件事给大多数俱乐部造成了心理阴影，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不求公正、只求平安的“政治动作”，阎世铎头戴生铁面具、手握尚方宝剑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弹压”。但是，某些迹象却表明，“弹压”只是第一步，在“弹压”的背后也许隐藏着阎世铎及其上层更大的动作和更彻底的“清算”。 据记者了解，中国足协目前正在酝酿一项很隐蔽的工作。为了更全面细致地了解全国范围内假球黑哨存在的现状，中国足协向一些足球重点地区投放了人力，希望能以“内参”的形式向足协反馈更准确的材料，哪怕这些材料涉及到足协内部关键位置上的人物，而“内参”显然将成为实权派人物下一步动作的“重要证据”。有知情人分析，自上任以来，阎世铎在治理中国足球上就怀有明确的目的，但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他的目的显然有悖于原有的体系，这决定了他自身的“孤立性”。要真正对这个圈子动刀子，他必须起用一些像他一样与历史无染的人，最起码也是“边缘人物”。中央在破获“厦门走私案”之前特别成立了“４·２０工作小组”，如果寄望于在假球黑哨上有所突破，一支特殊的“别动队”同样必不可少，所不同的是，“４·２０工作小组”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的案子，而“别动队”面对的则是一个现象，其操作难度一点都不小。 有迹象表明，在十强赛成功后，上层更明确地表示了治理中国足球的决心。足球圈内的假球黑哨与当初的兴奋剂一样，都是足以使整个系统瘫痪的“ＣＩＨ病毒”。当初上层严打兴奋剂现象的动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杀无赦；斩立决”，从稳定的大方向出发，真正开始严打假球黑哨同样不难理解。 阎世铎很可能是目前最合适的一个人选。他的上台背景至今仍存在悬疑，不为人所知的是，在阎世铎逼近中国足协之前，中国足球许多政策法规上的东西便与他有关，或者说出自他的倡议，因此“不懂足球的小阎”却因为其拥有的政策优势，而与治理的大方向达成了契合。同时，阎世铎“空降”中国足协也提供了一个信号，即上层对足球的态度是希望通过更完善的政策法规来加以规范。 就阎世铎自身而言，恐怕还有另一层考虑。他在政策法规司颇有成效的工作无疑是他的主要政绩，那么在足球领域的政绩会是什么？除了十强赛出线，恐怕建立起一套更细致的“规矩”也很为他本人看重。有知情人透露，阎世铎在某些场合表明了他对治理假球黑哨的兴趣，客观上说，这一问题是世界足球范围内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如果能找到解决的突破口并提供成功的“判例”，其成功的意义就不仅限于足协副主席的范畴。有人甚至认为，阎世铎前与历史没有纠葛，也许后与中国足球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完全可能在这个基础上登上一个更高的平台，所以“前后一身轻”的阎世铎有充分的理由在其任内对假球黑哨动一次真格。 从逻辑上说，要建立一整套“规矩”，首先必须为此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或一条切入的“通道”，这个突破口除了司法介入别无他途。据了解，上层早就预感到甲Ｂ最后几轮会出大问题，这个时间绝不是在“１１比２”之后，而是早得多。阎世铎明言“甲Ｂ要出大事”只是一个信号，说明上层早就看到了“山雨欲来”的预兆。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中远铁定升Ａ后甲Ｂ只剩下一个名额，有希望的球队却多达四、五支，而明年没有升级的规定更驱使几支球队去放胆一搏；另一方面，十强赛的进行又吸引了包括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关注，这出各展拳脚的好戏在所难免。但是预见者却很难做出任何动作，这种无奈几近于明知道有事要发生却只能眼睁睁地等着事情发生。一来他们手中没有相应的法规，二来更缺乏有力的监控。众所周知，管理者手中或许只有比赛监督这一条“闭路电视”的渠道，但是这种监督机制说轻点是形同虚设，说重点则是纵容机制。所有人都会想，如果可以把某些危险系数高的事情置于司法监控之下，情况也许会好得多。 事情已经发生了，作为一种补救，或者说出于把坏事变好事的考虑，事情倒正好可以成为司法介入的载体。在这点上说，重罚甲Ｂ是一个心情矛盾的选择。有知情人表示，决心治理者已经认准了司法介入的途径，但上层在拍板前同样意识到这很可能反而阻碍了司法的介入。重罚甲Ｂ看起来千疮百孔，但实际上法律上的漏洞并不多，而更多俱乐部相信，有关决策者在重罚之前就已经设好了“防火墙”，包括在行政上对不服从重罚者施加压力。大部分重罚对象随后偃旗息鼓充分证明了他们对这次重罚的理解，但这并非有后续动作的上层所希望看到的局面，请司法介入不是聘请客座教授，谁都不告了，司法凭什么介入？ 知情者提出应该提醒各俱乐部作逆向思维。阎世铎的“弹压”只是一次安全的“点刹”，避免下一步动作面临太多不必要的干扰，但弹压的真实目的绝不在于封住各俱乐部的嘴，而是希望更多不服者把这把火点起来。可问题在于，俱乐部的告与司法介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过去“隋波案”、“渝沈之战”等案例早就提供了司法介入的载体，却无一不以告而不理诉而不受告终，这说明喊冤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路与方向。 渝沈之战后，松日聘请的律师团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起诉的名目，最后确定为告中国足协“行政不作为”，可是这条路显然不可能行得通，因为首先中国足协在法律意义上就不是一个行政部门。类似的例子当然很多，以这次重罚为例，有想法的俱乐部大多着眼于在“违反劳动法”、“名誉侵权”等方面下手，矛头也直指中国足协，可是处罚决定中明显只涉及到降级、停赛与取消注册资格等行业内的处罚，连俱乐部自己也心里清楚这不过又是在尽人事。如果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得到结果的话，国际足联岂不是早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据记者详细咨询的结果，如果这类起诉能以“经济犯罪”为突破口，就是连接司法程序最快捷的方式，通俗地说，在任何领域，只要有人告他人贪污受贿，司法机关就能找到立案的凭据。了解情况的人透露，事实上这也是上层的意思，有关人士其实在重罚甲Ｂ后早就隐约表明，拍板者其实很希望处罚能带来窝里斗和自揭黑幕，事情只能借助足球以外的途径来寻求解决。 当然，“经济犯罪”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事实上近几年来这并不是一个“盲区”，而是一个死结，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判罚界限，如果在足球圈内打经济官司，恐怕更多的是行贿者告受贿者，其结果无异于“伤敌一万自损三千”，曾经有俱乐部动过“自首”的念头，但同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明了自己的担心，会不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很显然，这其实就是与假球黑哨的官司一直没有涉及到“经济犯罪”的根本原因。有关人士也就此提出了一些假设，比如说俱乐部能否找到相关的“污点证人”，在这方面花心思肯定会比过去在巧立名目上花心思要实际得多，而诸如此类的假设至少为俱乐部打通法律解决途径提供了可能。 必须明白的一点是，“经济犯罪”也许是目前司法介入的唯一突破口，而司法介入则是完善规范治理足球的唯一突破口。俱乐部解决自身的问题，上层解决足球的问题，大方向的一致也许真能够碰撞出空前的火花。 (足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