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杨明
看到“老枪”王义夫站在领奖台上泪流满面，我的眼眶也一阵潮湿。他此刻可能是喜极而泣，也可能的是心头涌起20年来的心酸、苦辣和委屈，这把枪带给他的绝不仅仅是赞誉和欣喜。
我和义夫是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起源于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次，我也在比赛现场，亲眼目睹他把最后一枪打飞，然后沉重地倒在地上，痛楚的泪水充满他的眼眶，何振梁在他耳旁轻声安慰：“你是最好的，你是最好的。”
许多人都认为王义夫最后一枪是严重失常，他愧对国人，所以，干脆倒地装病。还有一个离谱的谣言，说有记者看到他当天在病房里大嚼三、五个鸡腿。
这真委屈了义夫。我了解其中真相，后来写了篇《为祖国而战》的长篇通讯，里面透露了他因一种奇怪的药物过敏，脑袋曾肿得象发糕，去亚特兰大是坐着轮椅上的飞机，以及比赛前几乎无法行走，头一动就眩晕等内情。
回国后，我常去医院看望他。医院的诊断是他颈部动脉狭窄，造成严重的供血不足。但许多人依然认为他是装病。那时候，他承受着天大的委屈，在一个没有阳光的病房里，终日闷闷不乐。妻子张秋平天天守在病床边，只有天真的小女儿能给他带来些许欢乐。
我多次劝过义夫退役，他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就这样结束，这对我自己也不公平。”
后来，他去了清华大学，一边训练，一边学习。一天，他开着小奥托到新华社，请我吃饭。坐在小餐馆里，他说：“咱现在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了，真后悔这么晚才进大学，学习带给我的快乐太多了。”他说他正在猛攻英文，一天能记牢5个英文单词。“我记忆力不错吧！”他自豪地说。我讥笑他说：“人家一天能背100多个单词，你的记性太差了。”
“不怕慢，就怕站，学英文就象我射击一样，要一枪枪打，”他认真的态度令我吃惊。张秋平在一旁偷偷乐，她说，清华的老师说，王义夫是所有体育运动队学生中最用功、最努力的一个。
这后来，我和义夫交往寡了，总想去清华采访他，写写这把“老枪”，但越是好朋友，越不动笔去写，这是我的臭毛病。
这之后，我和义夫往来不多，表面淡淡的，但心里都把对方看得很重。他给我送过一套纯棉内衣和一箱饮料，我则偶尔请他打打保龄球。
不时地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2001年的全运会上，“老枪”拿到金牌，我给他打了祝贺电话，他说：“老哥们，咱们有时间得喝顿酒，放松一下。”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义夫还没有退，依然端着枪，挺着肚子，站在靶场上。我不知道他为何与枪的感情那样深。44岁的人了，一个除了奥运会，根本没有人理的既穷又枯燥的项目居然让他如此痴情。要知道，和其他队员比，他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他是为乐趣而战，还是为了雪耻亚特兰大那枪的耻辱，我不好意思问，但心想可能是后者。
今天，义夫在第八枪打砸了，8·9环。最后一枪，他和身旁俄罗斯的那个选手成绩持平，一枪决胜负。涅斯特鲁耶夫年轻气盛，一枪射出9·7环。义夫举起枪，摆好架势，但不只为何放下了。其他人纷纷扣动扳机，义夫摸着枪，长长地叹出一口气。
我眼前出现了亚特兰大的那个场面，心说：哥们，一定要咬住呀！
义夫从容举枪，靶心处飞出环数：9·9环！我跳起来大声为他喝彩。
从洛杉矶奥运，转瞬20年了，这其间，多少个日日夜夜，一时算不出来。这样执着、坚韧地守着一个信念，对于他这个大近视眼的射击选手是多么不易！
遗憾的是，今天在赛场忙于写杜丽夺得第一金的稿子，没有亲访义夫，心里感到极对不起朋友。这篇日记算是作为弥补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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