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阿里·汉将乘坐KLM458回家的消息，正是他在餐厅向队员告别的时候。这个时候，阿里·汉最需要回家，回到他那个位于荷兰北部的小镇——格罗林根，我去过一次，我知道，这个时候格罗林根小镇已开始下雪了。
“2004年的第一场雪”，阿里·汉可能不知道“刀郎”，但他身上一定有刀伤，他说他赢了50次只输了这一次，但仅此一次就足以让他遭受平生最重的一次伤，在2004年第一场雪的时候。
找寻阿里·汉如此困难，就像2002年底找寻他一样，14日凌晨他始终没有现身科威特机场，以至于我怀疑他因为这场失败推迟了回家的行期。但真正了解他的人会知道，外表固执高傲的他有颗脆弱的心，他一定不会放弃回家的努力，他的母亲在落地窗前面等他。
凌晨00：30，离关闭机舱闸门只有10分钟了，两个疲惫的人出现在队列后面，疲惫之一是阿里·汉，疲惫之二是德容。第24区机口人流如织，没有人注意到一个30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没人知道这个人物刚刚经历和参与创造了一个“灾难日”。除我之外。
事实上是德容发现我的，我还在犹豫是否需要在这样一个崩溃的时刻去接触我的采访者，走过来掐灭烟头的德容一抬头看见记者，笑了，极勉强，然后像从水面以下发出一声“你好”……
我站在阿里·汉面前，选择了最无实际意义也最自然的方式问：“你，回家？”阿里·汉猛地看见记者很吃惊，像每个刚刚遭受重创的动物一样露出逃跑的神情，这很徒劳，他的选择只能是“回家，我回我的家乡”
……
必须交待的是，他俩并没有紧跟在排队的人群后面，而是躲在最靠近入口的一个角落里，阿里·汉脸上疲惫的神情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生气，他的眼睛已没有亚洲杯亚军时的那道神采飞扬的光彩，德容这时很像跟随在堂·吉诃德身边的桑丘，侧身关注地看着主人、朋友。
阿里·汉深灰西服，德容深灰西服，融入科威特机场候机室的墙面中，像雕像。这时阿里·汉手里拨弄着他的手机，有些神经质般地按着键盘，“发射”，再掐掉。
说些什么是必须的，阿里·汉问：“你也回家？”“是的，这个时候必须回家。”“飞北京？”“是的，我得在阿姆斯特丹等待转机，9个小时。”阿里·汉很快算了一下，“那你是KLM897航班，16时15分登机的。”两年以来，他已经如此熟悉飞往北京的航线，这是一个固执荷兰人的理想和尊严之线，但也许以后他再也不会飞这条航线了。
我产生一种极怪异的感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荷兰老头犯下严重的战术错误，但当看到一个人脸上那种泛出死灰色的绝望的表情时，我竟不想说出“你犯了错误”这句批评。是的，跟阿里·汉说这些已没有意义了，3个小时前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质问了他有关问题，他并没有回答，现在也不会，并且永远不会，否则他也不会是那个连续下课8次的足球教练了。
何况他如此绝望的样子。
“事情这样了，没什么可急的了。”我的心情与语言能力只能允许我说出这样的话，阿里·汉摇摇头，叹气，又摇，又叹气，刚才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感情很复杂，很失望”。但我认为他的忧伤失望也是在坚信自己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情绪行为——最后一次通知登机了，24号登机口处只剩下我们3个人，3个刚从一场失败里逃出来的人。阿里·汉想站起来，突然叫了一声，痛苦地捂住髋部，这是老伤，中国足球在他失败之前屡次表扬他的地方，“不容易，带病坚持看联赛、训练。”
——这是这个回家路中他第一次捂住髋部，他说：“我提醒过不要给对手机会，但队员还是犯了错误。”这是这个夜晚他第N次批评队员。
是在长长的廊桥上，我说：“香港队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会帮我们的。”阿里·汉想笑笑，但没成功，“但我们落后对手2个净胜球，太多了。”他又开始摇头，像想赶走某种不祥。“两个净胜球，太多了。”声音仍然在发出，在廊桥壁上撞起回音。——这是这个晚上他第N次说起两个净胜球。
快到登机口时，他下意识做了一个动作，把外套的衣领竖起来想要把头部藏进去，他太需要逃避了，但KLM的漂亮空姐不认识他，除我和德容之外每个人只会把他当做一个疲惫的回家的老头。他又叫了一声，在试图拎起那个拉杆箱跨进机舱时，他的髋部、腿部又开始疼痛，我帮了他，他说：“谢谢”。然后又说了一遍：“多两个净胜球！”德容在我身后，我们互相用空洞的语气谈论：“香港，我们的兄弟！”
头等舱1C和1D，也就是第一排正对电视墙的位置，高大的阿里·汉与德容可以尽情把腿伸直躺下，我说：“你需要的是好好睡一觉”，阿里·汉已没有了新闻发布会上对我的戒备神情，他疲惫地点点头，刚把行李放上行李架，便回身以崩溃的肢体姿势仰面倒在沙发上了。德容也如此。空姐把毛毯给他俩盖上。
我决心等他俩睡一会才过来说话。机舱广播：“飞行时间5小时15分”，非常准时地起飞。
在出发前往科威特前，南勇在北京与阿里·汉有一次谈话，南勇态度严厉，列举他几个缺点，其中一个可以披露的是，“你为什么在亚洲杯决赛后不领奖？你以为亚军委屈你们了？难道你不知道袁伟民、维拉潘都在台上颁奖吗？你简直比米卢还那个……”维拉潘在赛后对中国足协说：“这个教练有问题。”
和阿里·汉真正的交谈是在飞机降落前半个小时，在此之前我去看了他们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还在睡觉——只是小桌板上多了一个很大而且已经空了的矿泉水瓶。在这4个多小时内，他俩都没有改变姿势。
“中国队还有希望吗？”我问。
“有机会。”睡了一觉醒来，补充了足够水分，阿里·汉的气色看上去已不那么绝望死灰，“任何事情都可能，”他想了想，突然换了一种叙述方式，也就是阿迪达斯给中国队的一句广告词：“没有任何事情不可能！”他笑笑，想起身，突然又捂住自己的髋部。
这是这次回家路上他第三次发作了。
“但是两个净胜球？”我问。阿里·汉摇着头：“11月17日对香港的比赛很艰难，也许那一天是重新开始，也许那一天就是结束。”
“为什么突然之间中国队就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让他们不要犯错误，但他们上半场完成了，下半场我简直不认识我的队伍了，一个失误！一个失误出现在50次正确后。”
“你是在指孙祥吗？”“这是个疯狂的错误，他是好球员，但在疯狂之后一切就改变了。”
昏黄的灯光下，阿里·汉不断重复着他那些话，我确信，这时候他仍然不愿认为自己犯了更大的错误，并决定性地导致了这场失败。“你看上去太疲惫了”，我决定结束谈话，“也许下飞机后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但阿里·汉说：“我得马上离开阿姆斯特丹，10天后我会回到北京，这之前我得办好我护照方面的事情，你看，我的腿也有问题，我得去治疗，10天后，你在北京找我，找我的经纪人或董铮联系我都行。”
“怎么打11月17日对香港队的比赛？”我问了一个有些愚蠢的问题，但阿里·汉眼睛里逐渐开始泛光：“很艰难，但一定要去控制它，前提是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也许我们要早一点准备，但进入尾声的中国联赛那时会带来很多伤病，这是困难的工作。”他又开始摇头，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重复太多的动作。
“打香港，也许应该选一些大个子球员，身体壮，头球好的，把战斗简单化。”我知道这样的建议很苍白，但汉点点头：“对，要拼身体，但不能犯下低级错误，就像昨晚一样。”这是他一万次说“Mistuke”这个词了。
我几乎是被迫说：“中国足球犯错误有传统，一千年前就，一千年之后还有，直到永远。”
汉得到某种安慰，终于和德容笑起来，但这不是我的本意。
飞机降落，阿里·汉挥手，捂腰，迅速消失在这个世界级巨型机场的人流中。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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