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麦小麦报道 10·17，徐明等人“悍然”抛出的11份文件，究竟是一场颠覆中国足球现有玩法的大革命，还是一场注定会遭到弹压的“抢米风潮”？至少在目前，这还是一个很难论定的问题。一方面，从过去十年职业联赛来看，体制永远都是最后无法逾越的顽结；另一方面，从中国体育发展的大背景而言，革命的可能性的确已经存在。
十年职业化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也许是留下了一大堆文本文件
只有真正了解中国足协之后，才能体会到这个机构最根本的“双重身份”。就社会形象而言，中国足球在所有体育项目当中无疑得分最低，他们在职业化运作的外壳下获取的高待遇低回报，以及长期以来屡屡引发社会动荡的糟糕成绩，使他们不断受到来自社会的谴责和诟病。但在中国体育界，足球却是一个备受宽容的项目，不但被看作一个高风险高收入的行当，更是成为其他项目不断求教的对象。
应该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悖论。事实上，如果放在整个中国体育的大环境下，一直以来，体育总局对足球方面所出的问题都持宽容态度。这与足球在整个体育界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从1994年首届足球职业联赛推出至今，足球从来都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先锋和试点单位，改革就应该容忍过错，虽然当初选择足球作为突破口，的确存在足球可以“不计成绩”的歧视因素，但既然足球已经成了排雷的工兵，就不可能把足球改革出现的问题与其他项目相提并论。客观上说，作为管理机构，体育总局对待足球以外的项目所出现的问题，一向就比足球要态度严厉得多。打板子之前一律都可以加上一句话：“摆着足球的教训你们不吸取，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当然，足球同样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他项目的取经对象。记者曾经在足协郎效农的办公室里见识过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当时是老郎接到了一个电话，向他讨要什么东西，几经推搪之后，老郎不太耐烦地答应对方“帮你找找吧”。电话是同在一个楼里的乒羽中心某负责人打来的，大概是乒乓球联赛正在搞转会，中心马上给熟谙此道的郎效农打电话求助，希望看看足协关于球员转会的相关文件。总局内部向来流传着一句话，中国足球十年职业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大概就是留下了一大堆文本文件。
这同样是属于足球“双重身份”的认定，没有人认为这是成功的十年，但对于中国体育而言，这十年却提供了足够多的资料和借鉴。如果再去了解一下在足球之后推出的诸多联赛，篮球联赛、排球联赛以及乒乓球联赛等，几乎所有试图走市场化、职业化之路的项目，都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足球的经验，至少也是在足球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中国体育的长远发展方向
需要足球再做一次试验田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底线。换个角度说，即使足球是遍尝百草的神农氏，也绝不能让它“毒发身亡”。事实上，“国安风波”只是联赛病发的一个征兆，而对一事件的处理也绝不仅仅是罚国安罢赛或吊销周伟新一个裁判的牌照的问题，这是徐明、张海等一干大鳄揭竿而起的动机，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之下，中国足球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真正触动体制的时期。
一个相当确切的方向是，中国体育将在2008年后真正与国际接轨走向市场。长期以来，中国体育一直在坚持着“奥运战略、举国体制”的方针，长达20年的奥运成绩表已经为这一方针提供了足够的说服力。但这毕竟只是一个过渡体制，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举国体制在显示了强大的国力和体育的繁荣昌盛后，也一定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迈入一个更国际化的“全民体育”和“市场体育”。从各方面迹象看，这一时机很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之后，经历了从悉尼到雅典再到北京的持续辉煌后，中国体育完全可以从容地完成自身的转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育总局转型为体育总会，各项目管理中心取消，各协会真正转型为非行政职能的行业协会，以足协而论，将主要负责赛事的组织、青少年培养以及管理国家队事务，而职业联赛将真正交给职业联盟自己来管理。
毫无疑问，这一方向将使中国体育迎来一个全新的时期，就像当初举国体制的设立和职业联赛的推出。也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熟知内情的人都意识到，当初为职业联赛趟过地雷的足球项目，很可能会再做一次试验田。一方面，对于北京奥运，足球将仍然作为一个“不计成绩”的项目而存在，另一方面，持续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把足球再次推到了革命的边缘。毕竟，在中国体育彻底走向市场面向社会之前，仍然需要足球提供足够多的风险参照，或更多的文本文件。英足总与英超联盟、美国篮协与NBA大联盟之间的关系确立，同样不是一日之功或一纸政策的结果。中国体育改革的决心，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足球提前试点的到来，中国人向来可以把事情变得很复杂，同样也有能力把事情弄得很简单，正如某些知情人士所言：“足球界一直在呼吁的职业联盟或体制改革，其实可能说来就来，足协变行政机构为行业协会，也许不过是让原有体制内人员一段时间内仍然享受公务员待遇。”
徐明等人在10月17日的“发难”，很显然不是一次意气之举，当然，也很难界定为一次革命与政策的偶然契合。他们抛出的一大堆文件首先证明了这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深思熟虑之作，与此同时，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更多地圈入了徐明、张海等民营资本的代表，这是一个对政策方向更有敏感嗅觉、更具把握能力的人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去猜测他们各自的动机，争权或夺利，追求革命或借革命之名，但至少不是一介武夫，不是在追求一次冲动的喧哗。看到革命的可能，把握革命的时机，然后发出革命的声音，这从来都是那些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民营资本大鳄的优势。
10·17，不是一次草民的暴乱，而是一场大气候下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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