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革命为何越闹越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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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SOHU.COM 2004年10月24日09:26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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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挑起的“革命”愈发不可收拾在足协使出拖刀计后，7家中超俱乐部继续闹足球革命，在此前13条基础上抛出了8项决议，发动攻势，大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的势头———
为什么非闹革命不可
在足协以及更高的管理层方面看来，所谓革命就是造反，肯定是不能允许的。在他们看来，联赛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很多是俱乐部自己造成的。
为何黑哨越抓越泛滥
有关方面显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在打黑方面，中国足协一直以证据说推诿搪塞，在揪出了一个龚建平之后，无论是揭黑绿城的老总、司法机关还是媒体都感到了打假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财力，打假成本过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足协作为行业主管机关，没有承担起打假的义务，而是把它推向了社会造成的。因而，虽然制裁了龚建平，但舆论对足协的工作并不满。而在龚建平东窗事发之后，足协并没有在完全可以做主的行规上体现加强治理裁判队伍、整治联赛环境的决心。于是，中国联赛形成了这样一个潜规则，就是你的球队打客场吃裁判的亏是正常的，所谓公正只能在主场通过做裁判工作补回来。于是，黑哨们吃完原告吃被告，中国足球联赛已经丧失了公正，如果有的话，也只有黑暗中的公正。虽然黑哨问题是裁判与球队之间的交易，但如此大规模的现象，作为主管机关的中国足协难道就不应该承担严重失职的责任吗？
为何假球越打越猖獗
至于假球，似乎只是球队之间的交易，与足协更扯不上边，但假球损害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球队的利益。多年来，面对形形色色的假球，面对几乎公开泛滥的假球，同样作为联赛的管理者和组织者的中国足协做了一些什么？除了应付舆论兼炫耀政绩般地治理了甲B五鼠之外，中国足协同样没有在政策上和行动上形成防范和制裁机制。如今，假球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但足协好像充耳不闻，越来越倒退，连当初斩杀甲B五鼠的勇气都没有了。
为何联赛越办越亏损
中国足协想不通，为什么俱乐部亏损也要找足协的茬儿。在大连实德和国安等俱乐部联手逼宫之后，足协有些官员说：“经营不善说明你俱乐部没本事。欧洲联赛那么成熟，照样有不少俱乐部在亏损，没钱就别玩足球。”真不知道，说出这话的官员到底是否清楚中国足球的现状。如果只是部分俱乐部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还可以拿欧洲联赛说事，但中国职业联赛没有一家俱乐部是赚钱的，整个行业都是亏损的，而且是一年不如一年。作为垄断联赛资源、控制着联赛主要经营权的中国足协凭什么逃避责任？
还有欠薪问题，足协凭什么只知道指责俱乐部而不想一想在这场大范围的劳资纠纷中，自身该承担多少责任？反正，俱乐部欠球员的工资，足协官员的工资一分钱也不会少。因为不管俱乐部亏还是赚，足协总是收钱的单位，永远盈利。
仅仅凭借上述分析，就能够明白俱乐部为何要革命到底。虽然革命不一定能够救亡，但不革命只有死路一条。
为什么革命难以妥协
革命的方式有很多种，急风暴雨式的，渐进改良式的……革命党人为什么如此咄咄逼人？鉴于现实的国情，最好的革命方式应该是在与足协求大同存小异的背景下走共同革命之路。应该说，徐明们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在阎五点声明之后，俱乐部看到了希望，但足协随后的表现则让革命者们看到了，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目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革命不可能在酒桌上实现。
难以调和的更广泛的利益冲突
这是因为革命主张已经超出了足协话语权范围，上升到更高层次。更高层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群体，一旦在足球方面松了口子，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各种职业化联赛很可能竞相效仿，中国体育很可能彻底蜕变为民间运作的模式，“举国制”面临瓦解。因而，这不仅超出了足协可以解决的范畴，而且也超出了体育最高机构的权力范畴。因而，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本身就存在难以突破的体制瓶颈。有关方面也的确难以正面回应，甚至提出了哪怕暂停足球联赛，以休克联赛的极端方式平息足坛革命。因而，从各自的根本利益角度看，这场革命越来越难以妥协。
立场统一的“革命同盟”
很多人质疑徐明以商人的身份倡导革命是沽名钓誉，打着革命的旗号为他的实德系谋取垄断利益。这些猜测都不过分，但回顾历史，有哪一场革命自始至终都是百分之百的纯洁？与徐明公开走到一起的既有实德系也有非实德系，这说明，中国足球的变革是大势所趋，投资人可以抛开此前分歧走到一起，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场革命是几乎所有足球投资人的共同需求，从一开始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革命同盟军高度一致立场看，妥协哪怕是作为手段，也越来越离现实的状况相去甚远。
高度一致的革命行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行动上，面对足协安抚和拖延的冷却革命意志的战术，革命者们不仅没有退却，反而加快了主动革命的步伐。
昨日，参加投资人会议的7家俱乐部再次以明确方式发表了8项决议，与此前的13条相比，目的更加明确、诉求更加系统、观点更加集中，其中有一项决议跳开足协，直接针对国家体育总局。这已经表明这7家俱乐部不仅没有给对方留回旋的余地，同样也没有给自己留回旋的余地。这是最后摊牌的前奏。本报记者 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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