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叶飞
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发起的“百日维新”仅仅经历了103天，就以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而宣告失败。徐明、张海不是“康梁”，阎世铎也不是慈禧，但改革的进程很有些相似，从10月17日到26日，徐明等人的“变法”仅仅坚持了8天，阎世铎就以6点意见轻易地否定了徐明的“13条”和“8项声明”，在随后追加的《重要通知》中，中国足协更是以“降级”和“取消注册资格”摆出了当权者的强硬姿态。然而，康梁与慈禧，徐明与阎世铎，在一个关于时代变革的较量中，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呢？或者，干脆根本就不存在胜利者。
26日的对峙是这次足协与俱乐部争夺改革领导权较量的转折点，甚至是终点。
阎世铎发表的6点意见就像慈禧口中发出的号令，将一切颠覆势力顷刻间全部扼杀。阎世铎比慈禧进步，因为他还是承认了改革重要意义，甚至表示可以接受改革派的可取建议，不过，历史的重合点再次显示了权力的至高无上。因为权力，阎世铎为代表的足协成了最后的主导者，尽管改革的声音很高亢，但在足协的镇压下，稳定大局才是惟一的主旋律。
足协镇压了俱乐部，但足协并不是胜利者。在这场较量中，足协尽管没有被打倒，对联赛的主导权尽管没有被颠覆，但很多曾经被掩盖的问题被暴露出来，足协的职能、体制的腐朽，诸多盘根错节的毒瘤都被公之于众。从这一点上来说，足协仅仅是扮演了一次镇压者的角色，尽管躁动与混乱被遏止，但革命的希望之炬也随之灰飞烟灭。
中国足协“胜”于权力，中国足球的改革则“败”于权力。
有人说，在商海中打拼14年而不败的徐明，却在中国足球仅仅8天的战斗后成为了俘虏。尽管“人头尚未落地”，但俱乐部提出的改革大计已然宣告“死亡”。
有人说，在这次改革变法中，徐明几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先是在国安罢赛的当口跳出来“起义”的动机令人怀疑，然后又是在联赛中屡屡导演了实德系的连环关系球，而在沈连之战中的罢赛更是将自己的革命动机暴露得一丝不挂。利益是商人的惟一追求，徐明既然首先是一个商人，就不可能有例外。
动机不纯，这是7俱乐部改革失败的最大致命伤。随着争权夺利的尾巴越露越长，随着当权者的镇压态度越来越强硬，既缺少改革实施的可行性又缺少群众支持的改革派必然缺失足够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改革的提前夭折也就成了必然。
没有胜利者，却诞生了两个失败者。中国足协也好，俱乐部也好，在目前的局面下哪一方都不可能成为中国足球的救世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方针指引下，联赛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但这种继续却极有可能依旧在一片黑暗的天空下进行，假、赌、暴力、派系、球迷的进一步逃离……两个人的较量其实造成了一个更受伤的第三者———中国足球。
“革命”，和中国足球连在一起总是显得沉重而不庄严。从10月26日那天开始，被徐明等人先冠以革命后又称改革的向足协要权的行动已基本宣告结束了，留给我们回忆的只是中国足球又度过了一个荒诞的两个星期，后面的日子，只能是重复新的轮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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