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潘琪）“11·17”对中国足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与中国香港队在广州的比赛牵动了所有中国足球人的心，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足协的最高负责人阎世铎却并没有出现在广州。有人猜测，阎世铎是在回避这个可能引起外界争议的大比分取胜。
即使是中国队悲剧性地出局后，也没有人知道阎世铎这一天里在做什么，是怎样的心情。两天后，在记者的多方打探和求证下，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答案——在17日这一天，阎世铎去了公安部，议题只有一个，“惩治赌球，司法如何介入”。
用“证据”惩办赌球
赌球对联赛的危害足协最初还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只是吼几声而已。前日，有足协官员痛心地在电话上告诉记者：“赌波是从南方特别是广东地区蔓延开的，我们身处北京，生活内外和赌球真的不靠边，熟悉的人中也很少人了解这个，所以没想到那么严重。老实说，要是我们也懂点这个，难道还会想不到17日比赛的时候在教练席安一台电脑，看看赌球网上的即时比分不比手机通报来得快啊？”说得也真有几分道理。
早在今年6月9日的中超老总会上，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和杨一民都谈到了赌球，两人关于这个话题的发言加起来不到5分钟，但已经提出了司法介入查办涉赌人员的设想。杨一民说：“俱乐部和媒体最近反响最大的就是赌球和派系的问题，这些问题足协很难去一一查处，但是凡是涉及到赌球的俱乐部，你们可以通过当地公安和司法机关去处理。”显然足协感到按照自己的工作权限去查处赌球有些“力不从心”。杨一民还特意谈到“证据问题”：“司法机关介入才能抓到真凭实据，否则没有证据，很难处罚。”但即使这样说，足协仍然认为有不少关于赌球的报道是失实和夸大的，认为对这些报道“俱乐部应该反击，还可以向法院起诉”。
阎世铎提及中超联赛中的最突出的七个问题也把“赌球”作为最严重的三个来看待。但他又在举例时说，“马来西亚已经成了亚洲赌球的中心，我们的国家队在这方面还是很好的。”由此看来，足协对赌球是有警惕的，但警惕性不够，最受制约的还是“证据瓶颈”。
阎世铎一时难走
最近一段时间，不断传出阎世铎即将离任的消息。事实上，无风不起浪。阎世铎调离，总局的意见早已有之，而且在今年夏天前几乎已要成行，但考虑到雅典奥运会前总局各中心间的结构稳定，以及一些专业媒体的过早曝光，他的离开也就耽误了。到了徐明们与足协对峙之后，总局已经更不可能马上把阎世铎调离风口浪尖了。
有知情人告诉记者：“足协现在陷在这样乱的情况下，总局不可能采取回避的办法把他调开。何况，总局现在真的还没考虑好继任人选。足协在社会上的影响最大，看起来是个实权部门，但说实话，别人还真不愿意去呢，那是个善地儿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阎世铎必须在走前把足协内部以及中国足球的很多大问题理出个头绪，这也是他在17日这天走进公安部门商讨司法介入的原因———不论国足出线与否，他都必须面对联赛中的“假、赌、黑”。
司法介入难度不小
阎世铎曾经谈到过司法介入的难题：“赌球查办，最难的问题就是两个，一是事实，二是证据。现在证据是最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请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必须通过公安部门的介入才能让赌球在足球圈内消失。”阎世铎此前还告诉俱乐部老总们，足协在这方面已经开始采取具体措施，联赛部负责人郎效农也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公安机关介入赌球。在今年10月28日，中国足协给全国中超和中甲俱乐部发去一份传真，要求各俱乐部集中精力惩治队员赌球现象，如果需要俱乐部可以与足协联系，借助司法机关介入赌球事件。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足协已经开始与公安部门取得了联系并达成了一致，而这份谈及刑事处罚的传真也是足协会同公安部三局的负责人一起商谈出来的。公安部三局也是中国足协的指导工作委员会成员，传真出台的前两天也就是10月26日的足协执委会上，就已经有公安部的人员参与了。
但据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的情况，阎世铎与公安部协商后，司法介入已经不成问题，但真正采取行动却难度很大：足协能了解到的赌球庄家线索很有限，各个俱乐部也常常只能抓住一些“现象”，操控联赛的地下黑庄一般都采用单线运作，一般一条线从散户赌客中甚至个别球员中接的单也就三五十万，独立的大单一般都是和境外大庄联系，相当隐蔽，公安部门要进行查处难度相当大，设立专案要求的涉赌金额的起点也比较高，有说法是300万以上。
即使如此，阎世铎在与公安部门的商讨中确立了司法介入的原则，也达成了相当多的共识，这无疑对中国足球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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