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国力的一年可以算得上是黄翌足球生涯中的幸福时光。至少在西安，他凭借踢球挣到了最大一笔钱。这笔钱也成为黄翌如今维持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踢了几年职业足球，我不知道自己现在靠什么生活。没准也会和三毛（唐全顺）一样，1994年他其实还能踢，自己放弃了。”
“当时大多数队员在转会的时候都会有一笔签字费。陕西国力给我的签字费好像是20万。放在一个密码箱里，全是现金。这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多一笔现金，现在想起来，我那天晚上在宾馆里根本就没有睡着，一晚上都抱着密码箱。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马上去银行，把钱存进自己的账户。”
存钱是个好习惯，特别对于吃青春饭的球员而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在上海踢球的时候，一年也就挣个20多万，顶多不会超过30万，但是我几乎每年都能存20万左右，那时候小，家里管得也严，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
“比较例外的一次是1997年吧，甲B联赛我们航星队最后一轮逼平河南建业，俱乐部发了一大笔奖金。主力每个人有几万块。其实赛前建业也想来做我们的工作，他们只要战胜我们就顺利冲A了，但是球队教练组要求死拼建业，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记得当时建业队的几个前场队员踢到下半场都哭了。在场上就跟我说，翌哥，求求你，放了我们吧，让我们冲A吧！”
从上海转会陕西国力，当时的国力主教练贾秀全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是我始终觉得他是国内最好的教练之一，训练防守确实有一套。可惜他在国力才几轮就下了课。”
“当时我跟他走就好了，”黄翌开玩笑说：“谁想到他第二年就来申花了。如果我当时跟着他，没准早回了申花队，那生活就又不一样了。”
新加坡踢球的经历被黄翌形容为“不堪回首”。实际上，这个当初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新麒官司”至今还是很难说清楚谁是谁非。2004年初，黄翌以侵害个人名誉为由将新麒俱乐部总经理王津辉告上法庭，这起民事官司日前已经一审判决，黄翌胜诉。但即便如此，那个事件给他带来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
当时被新麒俱乐部开除的另外四名队员现在和黄翌之间基本失去联系。“大概一年前，我曾经和鲍文杰打过一次电话，他现在好像在做点煤炭运输的生意。其他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过去的已经不能改变，能改变的只有未来。12月21日下午，在采访进入尾声的时候，黄翌告诉记者，他要赶去上海杨浦体育场，中纺机队的日常训练就安排在这里。每天的训练，黄翌都会提前20分钟到达，他现在正在恶补体能。“乙级联赛的体测不是非常严格，我想好好准备一下，明年应该可以通过。”
这是住在上海南站附近、每天要倒车到上海东北角训练的黄翌，2005年最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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