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无疑是中国足球的大灾年，而在此之前，人们甚至憧憬２００４会取得大丰收。中国职业足球在发展了十一年后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已很难总结，甚至可以说无法系统的总结。因为像管理者如中国足协，他们缺乏对市场足球的深刻认识；而经营者如各大俱乐部，他们因频繁换人，并且缺乏对中国足球全局的认识，也是难以总结；至于足球媒体呢，过于将足球娱乐化新闻化，使得没有几个人去真正研究足球本身的规律和中国足球的基本生存形态，其总结的深度难免不够。
难以总结的更本质的原因是，无论是足协、俱乐部还是媒体，大都下意识地守着自身的利益不放，不由自主地推卸责任。正如从十月份开始的“足球革命风暴”，我们很简单地就发现，打压对方成为常规通用手段，但事实却是，从中国足协、俱乐部、媒体甚至教练、球员，都应该对中国足球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负责。
作为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家专业足球经营公司——上海新赛季足球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今年３６岁的王俊生是那种真正热爱足球并能静下心来琢磨足球的人，这位与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同名同姓的年轻人，从１９９６年就开始从事足球市场开发的探索和经营实践，长时间参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上海市足球协会的经营开发工作，曾任申花市场总监，多次主办或参与过重大足球市场活动。日前，王俊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谈及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１１年来的得失，颇多真知灼见。
上篇：变质－－中国足球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王俊生说，在探讨中国足球衰退原因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发展的历史，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能发现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
虽然中国足球一再地伤球迷的心，但球迷们依然为之守侯。
王俊生将中国足球自１９９４年实行职业联赛以来的１１年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４年时间，以１９９７年十强赛为一个节点；第二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同样是４年时间，以韩日世界杯来划分；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３年时间。
他把第一阶段称之为“单纯足球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有三点：一是球场里观众增多，场外关心足球的人激增；二是由于国际管理集团的介入，中国联赛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赞助商；三是比赛激烈而干净——比赛、观众、赞助商应该是构成正常联赛的三个核心要素。
迄今为止，球迷对于足球联赛的美好回忆可能还是限于第一阶段。那时候刚从专业足球时代转型，联赛的赛会制变成了真正足球意义的主客场制，抓住了足球地域性这一核心要素，也是至今为止中国足球与国际足球接轨的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第一批进入职业足球的俱乐部与当地政府大都关系密切，正是这种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亲密关系造就了第一阶段联赛的繁荣。第一批足球经营者大都具有对足球的热情，更多的俱乐部老总本身就是球迷，他们以爱好介入足球无疑使足球显得较为单纯。这种单纯特性在球员、球迷身上同样能得到体现，比如，现在大部分年轻球员学踢球的初衷可能更多的是踢球能赚大钱出大名，而当时从专业足球时代过来的球员，更多的是对踢球的爱好；球迷呢，现在的球迷更倾向于赶时髦或者追星，年龄明显偏小，而在当时，是把足球当作最大爱好的一批人。
第一阶段单纯的足球发展势头很是迅猛，这得益于专业足球时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足球资源——真正喜欢踢球的球员、爱球的球迷和政府支持的企业，而激活这些资源的正是职业足球市场这一足球的魔杖。如果这种势头能够发展下去，到了今天，十一年的时间，正是享受成果的时候了。
可惜的是，１９９７年十强赛中国队的出局，给了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当头一棒，世界杯未能出线，对中国足球最大的伤害是挫折了中国足球的信心，本以为经过四年职业化的发展，中国国家队应该轻松出线，哪知道事与愿违。十强赛最大败因应该是专业足球时代遗留下来负面的因素所造成的，中国足协还是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过于干预国家队，也就是说，足球之外的东西制约了足球的发展。
而在此之前，另一种足球之外的东西已经出现，这就是前卫寰岛队“烧钱足球”。在１９９７年，前卫寰岛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打造豪华军团，它为日后困扰中国足球的高薪，以及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导致严重亏损埋下了伏笔，这种偏离足球规律的烧钱足球演化到后来就成了“投机足球”。
透支足球
王俊生说，足球之外的种种因素在１９９７年将健康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引向了第二个阶段，他称之为“透支足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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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一阶段单纯足球的发展，中国足球的从业者忽然间发现，原来几年前不起眼的足球竟然能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在利益面前，几乎所有人的心态都开始失衡。
首先管理者希望获利，与公司争利提高足球市场运作成本，使一些尝试涉足足球市场的体育公司无法获取合理的利润。这三点造成的后果到２００４年终于显示了出来——俱乐部“造反”，赞助商大面积逃离，而十一年来中国本土竟然尚未诞生一家稍有实力及规模的专业足球经营公司，这三点说明了中国足球市场的畸形和失败。
足协在透支足球资源的同时，作为企业的俱乐部更是蜂涌而上。首先表现在球员转会方面，虚抬物价；其次表现在对待球迷方面，球票的定价较之第一阶段飞速上涨；其三是对待赞助商漫天要价。
接下来是球员。由前卫寰岛始作俑者的高薪高转会费、由大连万达俱乐部首创的高额比赛奖金，导致了俱乐部间的恶性竞争，其直接得益者就是球员。球员迅速成为了暴富阶层，这种脱离市场规律的现实除增加俱乐部的成本外，更负面的东西就是足球的社会影响渐渐走向消极。而本身就没受到多少教育的球员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富阶层一样，开始渐染恶习，主动或被动地疏远了与球迷间的距离，很明显，透支了足球的社会资源。
裁判员在这个阶段也加入了透支行列，“假Ａ”开始出现；足球媒体同样不甘人后，加入了透支大军，假新闻、零距离等恶性竞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足球经纪人也加入了透支队伍，以种种非常规手段让一些水货外援混迹于联赛赛场，既增加了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又挫伤了其他球员的积极性，让高水平外援带动中国联赛水平提高的愿望部分落空。
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开采本不富裕的中国足球资源时，一个最危险的角色出现了，这就是世界足坛绝无仅有的“派系”。打个比喻，当其他人在用手工工具挖煤时，派系却使用了机械化，派系的危害不言自明。
在透支阶段，过度开采使得中国足球的泡沫化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捕鱼，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场面甚是壮观，但鱼的数量却极为有限，可怕的是，连鱼苗也被捞起，而竟然没有人去养鱼。
“狂赌足球”
泰山加冕出现球迷裸奔
王俊生说，“透支足球”注定了大家都开始无所顾忌，都不按足球规律办事。在出现了“高薪”、“黑哨”、“假球”、“派系”之后，中国足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狂赌足球阶段”。
２００２年中国足球首次进入了世界杯，对足球资源的透支也发挥到了极致，随即在日韩赛场上，中国足球马上就原形毕露。
如果说透支足球尚顾及一些规则的话，那么到了“狂赌”时期，中国足球人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了。
“狂赌足球”以老牌俱乐部四川全兴的易主开始，资本以一种让人无法厘清的面目进入中国足坛；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德比”，德比大战彻底冲破了足球人的道德底线，兄弟反目，师生成仇，足球已偏离了它正常的轨道；最可怕的是当游戏规则和足球“人性”的一面被破坏后，赌球就顺理成章了。
狂赌足球阶段中，政治足球和投机足球逐渐成了主角，中国足协不顾联赛的狂赌奥运会、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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