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承鹏
历史倒退的前夜不见得是最黑暗的，但一定是最无耻的。
万言书弹压市场化
2004年10月17日下午，我问：“你认为现在是最佳的时机吗？”徐明沉吟，说：“我不认为这是最佳的时机，但10月2日这种事情出现了，如果不抓住它，会觉得太遗憾了！”10月2日这件事——徐明指的是京沈罢赛风波，当然也包括后来（10月14日）的科、中之战失利。
时间刚刚过去80天，阎世铎就证明了徐明当初选择的时机是多么的错误，2005年1月5日，阎世铎在龙潭湖丙三号二楼会议室洋洋万言的《关于深化中超改革的初步意见》——很直接很彻底地粉碎了G7们的改革幼想。
“改革”失败了，至少是在第一次战役中“改革派”大溃退了。事情很有趣，原本以“分权”和“市场化”作为切入点的这场80天革命，最终的结果却是：变本加厉的“集权”战胜了“分权”，龟缩死守的计划经济模式弹压了“市场化”呼声。即将离任的阎世铎将万言书不动声色地拿出来，很像慈禧太后晚年下达的那道懿旨，一个夜晚就全部喀嚓喀嚓了。2005年中国足坛将出现的景象，不可救药地将比10年以来任何一年更加保守和无聊。
阎世铎是如何集权的
阎世铎在政策法规司练就的公文底子日益精进，“于无声处见惊雷”，他是如何集权化的呢？
一、借“足球属于大众文化，是为社会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的过时口号，用大棒子将投资人“市场化”欲望捶扁阉割，从而以“政治”的名义从原则上进行变态集权；二，在此大棒指引下，似是而非的解释运用国际足联章程第12章第17条，以及建立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1条规定——不容置疑地将“四权”揽入中国足协怀中，并强调要占用25%左右的联赛分成并保证中国足协最低收入（好现实！）；三，居然声称一直大权独揽的中国足协已在1997年和2004年已经进行了两次管办分离，第一次就是臭名昭著的“两块牌子”的挂立（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二次就是名存实亡诟病多多的“中超委员会”的成立——如此都能称为管办分离，那真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四，中超公司为中国足协控权、控股公司，该公司2006年后开始独立运作中超商务开发（奇怪的是由足协控权、控股的这家公司如运作联赛，又怎样保证中国足协自己声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何况，所谓中超公司怎么看怎么像福特宝公司的借尸还魂：五，中超委员会主任和秘书长均由中国足协委派，从而保证了从决策到日常事务均控制在中国足协手里——在之前中国足协还保存有一丝理性，即“秘书长”需要“主任”提名而非足协行政委派，现在连最后一丝遮羞布都脱下来了；六，加强地方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的权力以控制地方职业俱乐部，为此阎世铎不惜提议“修改中国足协章程”，“地方足协代表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足工委具有对职业俱乐部转让方案的批准，业外起诉的审批权和假赌问责权、退出无偿接管权”——这是典型的政治上的“投桃报李”，以感谢遗老遗少们在弹压“改革派”中立下的汗马功劳，问题是，这些市场经济的门外汉，时代的弃儿能否有足够的智力与实力行使这些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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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婊子也不立牌坊
在自2004年10月17日以来80天的过程中，我目睹了中国足协与“投资人”之间种种博弈的场景，我从不认为“投资人”就是高尚的代言人，我认为在中国足坛这个大酱缸里，俱乐部也难辞其咎，但是，在这场利益之争中，“投资人”确实代表着中国足球的改革方向，而中国足协作为陈旧过时的权力主体，将从本能上抵抗一切有损其局部利益的社会嬗变，这将形成对中国足球的反动！
罗宁的一句话很有冲击力：“过去他们谈‘改革’，要‘改革’，是要当婊子要立牌坊；现在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当了婊子也不立牌坊！”像罗宁这样拥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能说出这样的粗口，一定是有切肤之痛！
由于解读阎政治的万言书对于普通球迷有些费解， 所以我总结其精髓如下：中国足协是中国足球政治上的元首，是产权上的绝对控股方，是经营上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最终解释者，是交警是法官是庄家，总而言之它是老子，其它各方都是儿子是孙子，而且你还不能不服，你还得一腔虔诚地装孙子。
我不知道王俊生看到这份万言书的感受如何，但始于1994年的中国职业化改革现在进行一场复辟：取消了升降级、恢复或正在恢复地方足协的权力，在法规上确定官办公司的合理地位（比福特宝公司还要嚣张），从政治上将职业俱乐部投资人打入冷宫（他们连执委会旁听资格都没有），足球市场全面萎缩……历史的幻象如此清晰——一队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城里。
革命幻化成的搞笑场面
投资人还要开传说中的第4次会议，愤怒与无奈是他们脸上的严重表情。他们说：“死磕，和丫死磕”，但事情尴尬的地方在于，作为权力主体的中国足协根本不睬你，人家抛出自行其是的一干方案后就一骑绝尘了。死磕也需要对象，老板们总不能拎着板砖站在龙潭湖路砸空气吧！那样子很不像话。
80天革命幻化成一个搞笑场面：革命是人的头颅被闪电般剁下，围观的人们发出刺激的“哄”的一声……然后散去。当然事情完全可以不用这么严肃的眼光看待，刘晓新乐观地说：“不算失败，只是时机和实力问题，哪一天改革成功了，他们这拨人的行动也可以当成开山之作了。”我想也是，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该把3900年前夏朝那次奴隶骚乱当成革命鼻祖，甚至把共工撞倒不周山当成推动时代进步的原动力了。
最后一个疑问是：阎世铎为什么如此决绝强硬地推出万言书？他恃仗什么？问题触到了地壳以下的花岗石，只能选择无语，有时候，失语也是一种智慧。
我想，徐明们还不如不闹革命，不闹，也不至于将中国足球一下子扯回到解放前吧——革命80天，猜到开头，却没猜到结尾——这句子俗吧，革命本身就很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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