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地方才是正确方向
为什么说在职业足球体系中重新纳入地方足协、地方体育局权力元素的参与是一种复辟？温故历史有助于鉴别历史，让我们回顾一下地方体育局、足协是怎样在10年前退出历史舞台的。
在1994年职业化改革之前，中国所有专业足球队（含业余体校）均为地方体育管辖，而从王俊生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得知：那一场改革最成功之处就是从模式上将足球队从地方体育局（含地方足协）的掌控中剥离出来（或半剥离）。1993年底，全国共12家俱乐部以不同形式与企业“联姻”（这是一个当时极度流行的词汇），在地方体委、足协转让部分主权后，这12家俱乐部以甲A名义加入职业联赛。由于企业（即投资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运作一个国家级别赛事的资金得以保证，竞赛模式也以很残酷很国际化的状态存在，因此从1994-1996年期间，甲A联赛火爆异常，它不职业，但初具职业特点，所以王俊生在采访中强调一点：“我说的是‘职业化’，意味着它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
作为圈里人，王俊生做出这样的革命难能可贵，“他是唯足球的而非阎世铎那样唯政治的”，一位中国足协官员如是评价。事实上，这场“剥离”革命起初让地方体委和地方足协心中不爽，但由于自上而下的动力，由于资本本身的力量，他们选择接受现实，并在实际工作中相当配合。
那段时间，几乎所有地方足协的费用开销里，都有职业俱乐部的投入（有的甚至是全额提供投入）资本，这时由于与政治进行有效组合，显示出良好的一面。
1996年后，又一场“剥离”在外界并不渲染的情况下发生了，1996年底，中信国安出资600余万元从北京市体委手中收购了其所持“股份”，从理论上全盘拥有北京国安俱乐部的股权；稍前，上海申花也完成了类似剥离；就像多米诺骨牌，山东、辽宁、广东、天津、沈阳……增多进行了与地方体委、地方足协的剥离，四川全兴在1999年底进行了“产权明晰”，从法律层面进行了更实质性的行动。
这段时间，由于中国国家队的成绩糟糕，导致了很多年以后人们还有一种错觉——职业联赛的水平下降，但是，如果从欧洲足球的职业视角来看，从投入规模、社会效应、基础建设和链接而出的可开发空间——中国职业联赛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段，虽然假球黑哨这时候开始抬头，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从产业前景和眼球关注度来看，中国甲A联赛的成就是可喜的（事实上从境外赞助商的投入热情可见一斑），而且这几年联赛的积累很大程度推动了2001年十强赛的出线。
而这一切的根源，从管理模式而言与各家俱乐部与地方足协的剥离有着极大的渊源。
与此同时，地方足协与地方体委的足球部门过得低调甚至惨淡，以四川冠城为例，四川省足协的办公费用，目前开支均由四川冠城俱乐部拨款，从肖阳宗到叶国治、李日新泾渭分明地与职业俱乐部划清工作界限，因为他们在仰承投资人的鼻息。
这是一个健康的管理模式，但却让体委系统遭受局部的权力损失。而阎世铎为了实施其复辟目的不惜联合已经僵死的势力，结果则是保全局部利益牺牲全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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