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亮被国家跳水队除名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合乎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规定，甚至，这样的处理迎合了公众对体育明星的某种不满情绪。
我国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不仅是发展竞技体育的“高速公路”，也是塑造体育明星的“金光大道”。300万元“打造”的刘翔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之后，一举成为全国人民最为热爱和追捧的健儿。当“刘翔要进娱乐圈”的传言散播开来的时候，人们一度感到深深的忧虑，惟恐这颗闪耀的体育新星会迷失在名利场上。实际上，名利的确容易让人迷失，“亮晶晶”就是最好的例子。从田亮等人的身上，人们突然发现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体育明星成名之后，很容易就会变成娱乐工业的金钱机器，“举国体制”也面临着考验。很显然，我们对体育明星的管理机制已经有滞后的嫌疑。
对我们社会来说，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开发是一个新课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国家体育总局对于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管理制度制定于1996年，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开明的，但相对于现实而言，它已经稍嫌笼统和含混，更不是一个有活力的、积极的制度。举国体制每年都要消耗数以亿计的资金，当这个体制创造出一批又一批体育明星的时候，国家体育组织理应充分挖掘他们的商业潜力，在不影响体育训练的情况下，应该让他们的增值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不仅能为运动员消除退役的后顾之忧，也能增强竞技体育的自我造血能力，减轻国家负担。
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常设的国家队，他们的运动员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职业运动员，比如美国的职业棒球、篮球大联盟，我们熟悉的NBA，梦之队都是职业化运作的典型。已经退役的篮球巨星乔丹就是一名超级的篮球运动员。二是来自大学院校的运动员。许多大学都设有体育运动队，他们会给运动员一定的体育奖学金，同时聘请顶尖的教练做学校教授。我们非常熟悉的澳大利亚游泳名将，“飞鱼”索普就是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游泳队脱颖而出的。三是来自业余俱乐部的运动员。这些选手完全把运动当成副业，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在雅典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比赛中，把子弹错打到别人的靶上，而把金牌拱手送给我国选手贾占波的美国选手埃蒙斯就是一名会计。这些运动员平时都各干各的事，到了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的前半年，他们才以个人的名义报名参加国内的选拔赛，进行半年左右的集中训练，由于这些运动员最多只能得到10％的政府经济支持，而平时请教练、租场地、买运动器材都是自己掏钱，因此成名以后，大量参加商业活动，获取广告费就成了他们补充训练费用的重要方式。当然，这些广告收入除了按照商业协议给俱乐部、公司或者学校，大部分都进了自己的腰包。游泳巨星索普从雅典奥运会回来以后，一直活跃在各种商业活动里，就是没下水，短短半年的时间，索普的商业价值上升了50％，他的广告年收入超过了2000万美元。由于频繁地参加商业活动，索普的训练计划受到影响，为了更好地备战08年北京奥运会，他表示将不参加今年的世锦赛。而他的所作所为因为属于个人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对于中国的优秀运动员来说，首先从投入的机制乃至于成长的渠道来看，它不像有些国家有多种渠道，它基本上是一条体制，我们所谓的一条龙，从业余体校到省体工队，到国家队基本上是这一条龙，所以我们是一条龙的一元化的整个运动训练的管理和成长体制决定了目前商业开发不会像那么多元化，就是首先目前在运动员自身产权的明晰上做得不够，比如到底应该运动员交多少给培养他的机构，甚至再一个，这些运动员由于目前没有理清产权关系，不具备到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资格，所以很多人认为产权明晰是运动员商业价值开发乃至于从事体育经济业务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一个蕴涵着巨大商业价值的优秀运动员该如何管理？这无疑给中国体育管理部门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再回到田亮问题上，田亮触怒跳水队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绕开了跳水队，独立与经纪人签约，他的行为的确违反了总局的相关制度。但是，从市场规律而言，田亮的做法更有利于他的商业价值开发。在这个症结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所在：总局的制度对体育明星的商业开发已经形成了客观制约，制度资源趋于耗尽。创新制度，尽快建立专业的市场运作
机构，已经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当务之急。同时，也只有一套创新的制度，才能对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起到规范、约束的作用，才能避免更多的田亮走到被除名的“末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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