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时，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这首莎翁名诗，至少在足球界，更多的人是通过阎世铎才得以鉴赏。2000年4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当时叫国家体委)办公厅主任阎世铎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约3个月后又戴上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头衔，成为中国足球的新掌门人。
这是48岁的阎首次走出幕僚，担任一个实体业务部门的主管。从官员级别上说，一个总局办公厅主任出任下属十几个管理中心之一的足球办主任，似乎有降格使用之嫌。其实却不然，这一人事变动恰恰体现了总局领导对足球的高度重视，也是对阎本人的器重。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从来不曾制造世界冠军、奥运金牌，连亚洲冠军也不曾亲近过，却是整个体育系统内最具社会影响力，也是惟一走向了市场、形成了产业的一个部门，其主席由总局首长亲自兼任，名誉主席则由国家领导人担任，这是任何金牌部门都无法奢望的荣耀。
对于已经在机关中“耗”了十多年，年龄又逼近50大关的阎世铎来说，这是仕途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次机遇，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机遇。谁能够在这个最令人瞩目，又最烫手的位置上做出一番成就，谁就能够成为体育官员中的大明星，不啻于拿到了走向更高层的金钥匙。
因此，没有人觉得委屈了阎世铎，阎本人更踌躇满志，据说还特意定做了几套面料精致、做工考究的西装，亮相方式也与众不同。上任后，阎不接受采访、不作公开表态，也不轻易下指示，而是上东北、下西南地调研了几个月。在这个几乎透明的行当里，一点屁大的事也会被爆炒，掌门人的行为如此低调，自然引起了加倍的关注。3个月后，权威的中央电视台终于把他请进了演播室，于是人们聆听到了一个中年男子用浑厚的男中音所朗诵的莎士比亚情诗。
当然，阎世铎不是为了卖弄文学修养，而是以诗咏志，表达他决意抛弃一切个人名利把足球搞上去的信念。4年半后，阎用“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的受难耶酥形象再次表达这个信念，只是背景与语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4年半前，阎新官上任，面对一片狼藉的足球界，人到中年的他没有畏惧，只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也少有惘然，在口若悬河地轰炸人们耳膜心灵的同时，一个个新概念新设想，一项项新规划新工程不断出台。4年后，阎世铎真要走了，任期只有前任的一半，却没有人能与他友好地说声再见。当足球大年演变成灾年时，等待他的必然是铺天盖地的批判、谩骂，和来自体制内外的问责风暴。
人们一直在争论，阎世铎到底是一位身不逢时、壮志未酬的足球政治家，还是一个只是拿足球来捣糨糊玩权术的政客；到底是一位具有伟大理想，又有卓越能力的建设者，还是一个只会炮制概念、卖弄嘴皮的空谈家？虽然从来成王败寇，虽然我们是第一批向“阎世铎新政”投出匕首的批判家，但在梳理阎世铎执政下这4年中国足球的历史时，我们力图保持一颗公平、客观的平常心。
第一部分：犬儒者阎世铎
从农家子弟到大学生、研究生再到国家中高级干部，从瓦房店到大连再到北京，阎世铎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两个三级跳，应该说经营得很漂亮。
1952年，阎世铎出生于辽宁瓦房店前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代是公认的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走出由战乱、饥荒、腐败和屈辱编织的民国岁月，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人人脸上洋溢着翻身的喜悦，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并接受一种同样崭新的道德观、世界观。纯情时代造就了无数阎世铎那样的热血青年，他们富有理想和使命感、正义感，世界观是正统的，道德观有清教徒倾向，却热爱生活，拥有多种文艺与体育爱好。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美好的，除了最后那几年。文革爆发后，17岁的世铎被迫回乡务农，但以他根红苗正的出身和正统积极的态度，对这场大革命，青年世铎应该没有太多抵触情绪，也不会遭太多的罪，更可能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满腔热血地贴大字报搞串联。否则就不会有数年后被保送进大学的好事，更不会最后来到伟大首都，不仅成为北京市民，还进了中央部级机关。
从农家子弟到大学生、研究生再到国家中高级干部，从瓦房店到大连再到北京，阎世铎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两个三级跳，应该说经营得很漂亮。好多年后，当年在大连师范专科学校(现大连大学)的校友回忆，学生时代的阎世铎就已经显露了领导气质：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经常担任班长、学习委员之类的干部。同时也是课外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据说身高1.8米的世铎同学排球打得很棒，也是交谊舞扫盲活动的积极分子。不知道妻子是不是阎在跳舞中结识的，但老阎能落户首都，这位北京籍妻子应该起了作用。
学生时代是榜样人物，进入工作岗位，自然还是模范员工。在体委政策研究室(后为政策法规司)和办公厅期间，同事眼里的老阎，为人正派、态度随和，不论是升迁还是加薪分房，似乎从来没有与同事发生过不愉快。在工作上，思路清晰、做事干练，替领导写总结写论文更是一把好手，深得各领导的欣赏。没什么背景，1989年才进入体委机关的阎，花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科员干到司厅级干部，阎世铎靠的是实力和努力。
耐人寻味的是，在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阎写过一篇题为《体育举国体制质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阎所处的位置，居然去质疑体育系统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举国体制，除了说明阎本人其实并不保守更不缺敏锐外，也不能不让人揣测文章的背景。阎的这篇文章不是发在体委机关报，而是党报上，可能得到了总局领导的授意或默许。有心人还发现，在1993年著名的红山口会议期间所拍摄的集体纪念照中，居然也有阎世铎的身影。
从上述事件不难看出，阎世铎应该属于改革派阵营。可是10年后，阎某人却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最大障碍，“镇压”资本革命的急先锋。这究竟是外界误读了阎世铎，还是阎在屁股指挥脑袋之官场铁律作用下，由改革先锋蜕化为保守派？
直到2001年十强赛胜利时，阎内阁及阎本人的表现相当不俗，当然运气也不错，很快取得了打进世界杯的历史性成就。应该说，阎给中国足球，包括足协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阎世铎在幕僚时期的思想和行为，人们既知之不多，更难系统诠释。2000年阎正式执掌中国足协后，有了一个全面实施自己理想，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曝光度也急剧上升，让我们得以相对全面地透视阎世铎的真实面目。
总的来看，直到2001年十强赛胜利时，阎世铎内阁及阎本人的表现相当不俗，当然运气也不错，很快取得了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性成就。应该说，阎给中国足球，包括足协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首先在作风上，阎的一些举措给足球界带来了一丝新风，除了给自己“三不”约法外，还在足协内部下达了“四不”训示，包括不许出入色情场合，不得公开谈论联赛比分等，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2001年1月在深圳举行的全国足球工作大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借这次会议，阎世铎内阁首度正式亮相。老阎为这次会议做足了文章，除了发表被称为“阎世铎新政”的主题报告外，还从大小细节处着力打造足协开明政务的新形象。他下令所有足协官员都必须统一着西装、戴领带，他专门聘请一家形象设计公司把会场布置得富有现代气息，包括安装一套高科技的演讲设备。此外，他还要求所有与会的足协官员都坐火车到深圳去，从北京到深圳，火车差不多要开两天，这让某些养尊处优的官员颇有微词，却博得了外界的好评。
在此之前，老阎一改前任动辄文山会海的官僚作风，花了3个月的时间，轻车简从地到全国各地调研。2000年6月1日儿童节，阎世铎前往东北，开始了他的首次微服公访。第一站就选择了遥远的延吉，此后从长春、沈阳、抚顺到大连，从职业俱乐部到业余足校，从地方足协到女足训练基地，阎深入走访了中国足球的各个组成部分，接触方方面面人士。来自北京的大领导的造访和倾听，感动了许多基层足球工作者，因1999年渝沈假球案而名噪全国的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健“章大炮”，事后逢人就说阎主席这个人不错，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东北归来后，阎世铎又走访了西南、华东等地。这番国情调查，让阎对中国足球有了全面的了解，若干年后，在历数自己政绩时，阎能够拿出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原来全四川只有10块标准的草皮足球场，现在达180块！当然，就像毛泽东搞农村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农民革命理论一样，阎世铎搞中国足球调查的目的也是为了形成他的拯救中国足球方略。
传统的出线足球+举国体制的模式并没有终止于阎世铎时代，反而在阎的4年半任期内变本加厉为政治足球。
2001年1月，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大剧院，阎世铎首次提出了完整的治理中国足球新思维，史称“阎世铎新政”。其一，在理念上，提出了人民足球的概念；其二，在体制上，提出了创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超)的计划；其三，在基本建设上，提出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的战略。
客观地说，虽然新政的空想色彩明显，体系也过于繁复，不过其思路却很有可取之处，不失为一条可能引领中国足球走出黑洞的阳光道，至少要比维系几十年的，一味追求“标志性成就”的出线足球更具可持续发展性。但事实却很无情，传统的出线足球+举国体制的模式并没有终止于阎时代，反而在他的任期内变本加厉为政治足球。
到底是谁逆转了这一进程，还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幌子？值得指出的是，至少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阎并没有刻意强调即将参加韩日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成绩指标，报告的题目是《固本培源、调整结构、稳步发展，开创21世纪中国足球事业新局面》，意在长远的思路比较明显。倒是代表总局与会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特地提出这个问题，并用建议的口吻说目标要定得高一点，喊得响一点，这样才有动力。
这就形成了一个疑案，即后来足协不惜牺牲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在世界杯、奥运会乃至亚洲杯和女足等一切赛事上的穷兵黩武，究竟是阎的本意，还是上峰的意思？
2002年3月，足协宣布本赛季甲A暂停升降级，这是继上一年“只升不降”后，足协第二次对联赛基本规则进行调整，真实目的显然是要为世界杯让道，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举世罕见，立即引起舆论大哗。本报以头版整版的规格发表了总编瞿优远与首席评论员周文渊的对话文章，对足协牺牲联赛豪赌世界杯的决策提出强烈批评。
此文让足协非常恼火。稍后某一天，阎世铎终于逮到反击机会，称外界低估了他的智商。阎充满豪情地说道，伟大的历史是用水到渠成的方式写就的，我不相信一次出线就意味着中国足球翻天覆地的变化……足协最大的精力放在了基础设施和青少年足球而不是国家队上……这条路只要坚持五六年，我就有信心向日本人叫板。
时隔两年多后再来反思这场笔墨官司，或许我们当时确实没有完整地理解阎世铎的新思维。阎与前任最大的不同是，王俊生一直以主持操作职业化改革为最大骄傲，又以没有取得世界杯资格为最大遗憾，因此，尤其到了后期，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奥运会、世界杯的出线工程上。而阎世铎清醒地认识到出线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一开始就把巨大精力放在青少年足球和联赛上。但正如他所说，出线可以为措施提供保障，所以出线也很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阎的智商显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不论是“固本培源”青少年足球还是“调整结构”重塑联赛体系，都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但经济资源和时间资源都是有限的，当多重的政策目标发生资源争夺战时，作为资源配置的决策者，究竟该作何种取舍或平衡？
此时，阎的智商似乎就不够用了。后来的情况是，阎用行政方法推进的青少年工程遭遇寒流，中超更受到了来自体制政策和利益博弈等多方面的掣肘，都难以短期结果，甚至变成烂尾楼。这样，不管豪赌出线是阎不便公示的心魔，还是外界的误读，他却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毕竟，作为政府官员是要考核政绩的，阎需要一次次的出线作政治资本，以获得更大的腾挪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在2001年十强赛前，当所有人质疑米卢时，正统的阎世铎反而成了“老江湖”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力挺“米核心”，阎甚至发出了“杀无赦、斩立决”的恐怖警告。这一次老阎赌赢了，但在沈祥福、张海涛和阿里·汉，甚至包括杨一民等更多的人身上，他却输了，而一次赌赢所积赚的本钱根本架不住那么多次失手的消耗。2001年十强赛后，阎世铎迅速从巅峰上跌了下来，步入了漫漫的艰难时世。
第二部分：投机者阎世铎
亚洲杯的一切让老阎十分高兴，阎世铎于是下定了豪赌世界杯的决心，而组织、指挥预选赛战役，则充分体现了阎世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
在2000年4月阎世铎上任时，中国足球肇始于职业化改革的“井喷行情”已经结束。
球场上，1990年代中期那种人声鼎沸、一票难求的盛况已成追忆，代之以假球黑哨的怒吼声；球场外，各路资本蜂拥抢滩，中国足球钱多人傻的虚假繁荣也幻化为美丽的泡沫。
中国足球的上升曲线差不多已到尽头，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导致王俊生内阁垮台的直接原因则是1999年深秋发生的渝沈假球风波，以及稍后的国奥队兵败奥运会预选赛。应该说，阎世铎对于将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有心理准备的，也就有了类似朱总理“地雷阵”的表白。不过对于困难或挑战到底有多大，足球这摊水到底有多浑，幕僚出身的阎还是估计不足，更没有研判出中国足球即将步入“熊市”的大趋势。这种大方向上的判断失误，对一名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往往会带来悲剧式的结局，阎没能逃脱这一宿命。
刚到足协时，阎世铎的状态很好，才思敏捷、干劲十足，能在纷繁的事务中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次，并拿出解决的思路，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妙语如珠、充满哲理。这在满是土包子，甚至有点匪气的足球界，简直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阎迅速成为一个媒体的宠儿，受欢迎的公众人物，而运气似乎也不错。
2000年10月在黎巴嫩举行的第12届亚洲杯是阎上任后面对的第一项洲际大赛，中国队的状况很不好，热身赛上连吃败仗，战事进行中伤病又击倒了大半支米家军，以至于打到半决赛时，主教练米卢不得不用前锋谢晖打后腰，前卫徐阳则顶在了中卫位置上。可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居然杀进了4强，且在与两大夙敌韩国与日本的酣战中有相当顽强的表现，在对阵刚刚以4比1大胜西亚老大沙特的日本队一役中，北京球员杨晨头缠绷带怒射破网的英姿感动了无数的球迷。
这一切让老阎十分高兴，在机场，他搂着米卢的肩膀说，我对你们打进世界杯更有信心了。或许就在这一刻，阎世铎下定了豪赌世界杯的决心，而组织、指挥世界杯预选赛战役，则充分体现了阎世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
2001年初，中国足协断然宣布，2001年的甲A联赛“只升不降”。这一决策打着整肃联赛秩序的旗号，但谁都看出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给国家队备战世界杯预选赛让道。消息一出，舆论大哗，阎的政治品质受到了广泛的怀疑和批判，可以说各大媒体长期对阎世铎持保留甚至敌对态度正始于此刻，这一决策也确实催生了该年年底甲B球队疯狂打假球的恶之花。
不过，从有利于国家队备战的角度看，这一招确实产生了作用。由于没有降级之忧，各俱乐部不再阻扰米卢走马灯似的抽调球员，也不再强烈反对国家队动辄进行飞行集训，而没有这些矛盾纠纷，足协也可以把更大精力放在国家队上。对于阎掌门来说，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消除各方对米卢的不信任情绪。其中最主要的有两股势力，一是以“大连帮”为首的球员，二是以李晓光为代表的足协官员。
●为了豪赌，老阎力挺“米核心”，他先是巧妙斡旋消除“大连帮”危机，随后又瞄准了与米卢不睦的国家队领队李晓光……
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大连人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职业化改革后，大连队取代了辽宁队，成为甲A联赛公认的巨无霸球队，大连籍国脚则构成国家队的半壁江山。这种地位，使得来自大连的球员特别“牛”，孙继海就是这么个很NB的球员。小孙17岁就在人才济济的大连队中打上了主力，18岁就入选了国家队，1998年更随同国家队大佬范志毅加盟英国水晶宫队，至今还效力于英超曼城队。少年得志的孙继海个性自然也特立独行，一付大大咧咧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样子让米卢看得很不顺眼。
有“老江湖”之称的米卢，“修理”起球员从来很有一套办法。对孙继海，先是拒不征召，勉强选入后又板凳伺候。舆论呼吁得急了或领导一再过问了，就在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败局已定时派孙上场，然后双手一摊：不是我不肯用，孙这状态实在没法用。
这可惹恼了孙继海的大师兄郝海东，一位与范志毅齐名的大佬。5月24日，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郝董直言不讳地炮轰米卢，“大连帮”与米卢的矛盾也就此公开化。
很多人奇怪，阎世铎号称阎政治，总是一脸正气的样子，怎么会坚决支持既散漫又阴损的米卢？此外，像郝海东这种公开批评国家队主教练的行为，怎么着都要给个处分吧？可阎世铎不仅没有说过郝任何不是，还特批他在国家队可以不参加上午的训练。不久，阎世铎亲赴大连，与实德俱乐部总裁徐明密谈，说服徐明去做他的球员的工作。7月22日，事先得到阎世铎保证的米卢也来到大连，借出席另一位大连球员李明婚礼的机会与“大连帮”冰释前嫌。
8月6日，十强赛前夕，最后一名入选国脚孙继海抵达上海龙柏饭店国家队驻地，在十强赛上，孙有杰出的表现。这样，在阎世铎的巧妙斡旋下，“大连帮”危机消除了，只可怜了新郎倌还没有“满月”的李明，十强赛前夜，一次草草的路边谈话，米卢就把他休回大连，另一位在哪里都打主力的大连球员张恩华则被钉在了冷板凳上……
米卢还是实施了他的报复。这种“小人”行径，永远无法得到憨厚的大连人原谅，连带着，大连人对阎世铎也失去了好感，尽管阎也算是大连人。不过此时，老阎根本顾不上这种儿女情长的事儿，“大连帮”只是国家队中诸多矛盾中的一个，看不惯米卢的人多得是，包括领队李晓光。
采访国家队的记者都有一个奇怪的感觉，米卢和李晓光，一个是主教练一个是领队，怎么平时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对工作伙伴。米卢训练时的松垮简单，工作计划的随意率性，与女记者的暧昧关系，以及热衷于各种商业活动，都让国家干部李晓光看得很不顺眼。职责所在，李领队不能不站出来，并将有关情况写成报告向上级反映，于是米李两人势同水火。
别看阎世铎在化解大连帮问题上一个劲地和稀泥，毫无原则的样子，该出手时老阎出手可重呢。不日，足协宣布，李晓光不再担任国家队领队职务。更后来，这位掌管着足协最重要职能部门——国家队管理部的少壮派彻底失宠，居然被排挤出足协，沦落到一支甲B球队担任领队。
事情并没有完。不久，阎世铎飞抵上海，除了推出新任领队兼中方教练组长沈祥福外，更向国家队全体人员宣布，在业务上，米卢是绝对的核心，必须坚决服从米卢的指挥，否则“杀无赦、斩立决”，听得球员们个个噤若寒蝉。不过有知情者揭密，老阎的恐怖警告并不主要针对球员，而是另一名足协副主席，主管国家队事务并将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南勇。
●作为协助阎世铎指挥十强赛战役的哼哈二将，十强赛后，南勇与张吉龙先后被削夺权杖，而杨一民却完成惊人一跳，成为第二号实权人物。如此升迁逻辑让人无法理解，只能认为是权力斗争主导了一切。
与李晓光相比，朝鲜族人南勇性格更为刚烈，也就更看不惯米卢的作派。有心人发现，有时两人对面走近，南勇居然目不斜视地大步走过，留下米卢一人尴尬傻笑。在十强赛胜利后的庆功大会上，身为国家队主要负责人的南勇，在总结讲话中居然只字不提主教练的功劳，与此前阎世铎热情洋溢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在后来选择接替米卢的新教练时，选秀官南勇更以米卢为反面教材，来制定选帅的标准。
可是，原体委干部处处长南勇毕竟不同于踢球出身的李晓光，这个级别的干部也不是阎世铎说拿下就能拿下的，老阎只能以树立“米核心”的方式确保国家队核心层不再发生内讧。应该说，阎的目的达到了，此后国家队再也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纠纷，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队在十强赛上节节胜利，掩盖、淡化了可能发生的矛盾。
南勇最后还是失宠了。作为协助阎世铎指挥十强赛战役的哼哈二将，十强赛后，南勇与另一位足协副主席张吉龙先后被削夺了权杖。在阎世铎刚入主足协时，足协内部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阎抓全面，原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改任党委书记，具体负责女足，南勇主管国家队兼“司库”，张吉龙则负责联赛和外事。十强赛后，王俊生正式调离足协，南勇和张吉龙在似调非调间被剥夺了负责国家队和联赛的大权，主管这两项最重要业务的是被破格提升为副主席的杨一民，杨甚至还掌管外事和经营两大摊子，新来的副主席薛立女士则负责女足。
这样的人事变动很奇妙。从论功行赏的角度看，十强赛堪称中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应该也是足协官员升迁的主要参照系。杨一民是联赛部的官员，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联赛工作本身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作为该部最重要工作之一的筹备中超联赛，大部分工作都是郎效农干的。但杨一民先是超越“老法师”郎效农当上了联赛部主任，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更惊人的一跳，成为足协内仅次于阎世铎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如此的升迁逻辑实在无法让人理解，只能认为是权力斗争主导了一切。
在十强赛战役中，作为NO.1，阎世铎自然功不可没，但很多具体的事务还得有赖助手们的有效工作。南勇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张吉龙在外事舞台上的左右周旋更居功至伟。当时的态势是，在韩国和日本凭借世界杯双东道主身份直接晋级的情况下，伊朗和沙特作为亚洲四强中的另两强，和上届世界杯的参加者，理应成为A、B两组的种子队。从东西亚平衡这一不成文的规矩看，也应如此分组，这样，中国队无论如何要遭遇这两强中的一个。十强赛若按此方式进行，中国队能否笑到最后就不好说了。
可是，经过以张吉龙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卓越工作，2001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国际足联大会送给中国人一份大礼：中国队被立为B组种子队，与阿曼、乌兹别等队同组，伊朗、沙特则抽在了一起。6月2日，本报以“上帝就是张吉龙”的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喜讯。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中国代表团的集体功劳，更以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巨大的市场为背景，但从具体工作角度看，已经在足球外事舞台上工作了十余年，与布拉特、郑梦准等国际足坛巨头有着非同一般私交的张吉龙，所起的作用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但本报的这则报道，或者说这个标题还是“害”了“龙哥”，据说很有些足协官员非常不满，张主席本人的反应也很激烈，显然，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十强赛后，确切地说，2002年那场反黑风暴后，南、张两人逐渐失宠，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成了甩手副主席。
●阎世铎渴望用一次次豪赌出线来改善处境，却因为失败而把自己也赔了进去。他还希望以绝对权威来贯彻绝对意志，大力清洗有功之臣和得力干将，却最终由于过度集权，不得不把所有问题都一个人扛。
到底两人为何失宠，坊间有多种传言，比如功高震主，比如反黑中有些不利于他们的材料传到了高层，比如与一把手执政思路不同，等等，无从确认。南、张被架空的直接后果是，权力向阎世铎一个人高度集中，责任和压力以及风险也高度集中于阎一个人。事实证明，这样做其实并不明智，阎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可能的风险。当2004年国字号球队全系列惨败，中超联赛濒临崩盘时，所有的问责风暴都刮向了阎世铎一个人，在球迷心目中，阎世铎更成了搞垮中国足球的最大罪人。
毋庸讳言，改组后，阎世铎内阁的执政能力大幅度下降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03年9月，亚足联讨论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种子队设立事宜，中国足协派负责外事的杨一民副主席与会。可是，杨既无外事工作经验，也没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甚至外语都不太过关，只能跟着韩、日代表行事，但中国足球的本钱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呢？最后通过的方案很不利于中国。此时，还是由任亚足联执委的张吉龙出面，通过国际足联为中国队争取到了种子队身份，得以与科威特、香港和马来西亚这些二、三流球队同组。
想不到的是，由杨一民亲自督战的中国队居然连这样的对手也搞不掂。2004年10月13日，中国队客场1球不敌科威特队，出线形势急剧恶化。11月17日，小组赛最后一战，中国队坐镇广州主场，虽然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但由于科威特队也赢了马来西亚队，中国队还是由于进球数的劣势而无缘晋级八强战。
何为报应？这就是报应。香港电影《无间道》中的一句台词“出来混，总要还的”用在这里非常贴切。阎世铎希望用一次次的豪赌出线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以实施其宏伟，却充满书生意气的改造中国足球理想，结果却因豪赌失败而把自己也赔进去了。阎世铎还希望以绝对权威来贯彻他的绝对意志，在足协内部大力清洗有功之臣和得力干将，并用破格提升和超常重用的方式培植对自己感恩戴德的亲信。结果，荷兰人阿里·汉带出了一支历史上最平庸的中国队，沈祥福把“超白金”打造成一堆废铜烂铁，张海涛把“铿锵玫瑰”折腾成残花败柳，而杨一民，恐怕也要对中超大馅饼魔幻成超级大骗局负该负的责任。
第三部分：权术家阎世铎
中国足球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稀有和短暂，阎世铎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出线的巅峰快感，一场突如其来的反黑风暴就逆转了一切。
在很多人看来，直到2001年十强赛颠峰之战结束时，阎世铎足球大家长的差事干得还不错，他的官运指数还在快速上升。
2001年10月7日晚，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全场爆满、旌旗漫卷，天空月润星朗，球迷兴高采烈，等待着享受一场酣畅的胜利，等待着见证一段辉煌的历史。随着于根伟的一脚扫射，中国队1球战胜阿曼，提前两轮取得世界杯出线权。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长达44年的梦。
作为这一伟大成就的总导演，阎世铎更有一份别人无法分享的成就感，他只用了短短1年半就修成了前辈年维泗毕生未竟的事业，铸造了前任王俊生梦寐了8年却不遂的成就。建立了这样的殊勋，等待他的自然是鲜花与美酒。据说，当时总局已经在讨论把阎“转正”——取消官衔前面那个副字，名正言顺地担任中国足协主席，兼局长助理。人民日报也向他发出了约稿信，不日，一篇洋洋洒洒的，宣布中国足球站起来了的大作将发表在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上。此时的阎世铎虚岁50，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光，看上去官宦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中国足球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稀有和短暂，阎世铎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那种巅峰快感，一场突如其来的反黑风暴就逆转了一切。预料中的加官进爵落空了，主席仍然是副的，局长助理则落到了籍籍无名的中国足球学校校长王均头上，人民日报的约稿也被取消。
显然只是巧合，但也决非偶然，就在出线的前一天，在甲B赛场上，发生了两场由4支球队联手上演，又与前一场不正常比赛有关联的假球案，总共5队卷入其中，史称“假B五鼠案”。此案激起了全国球迷极大愤慨，也让高层领导大为震怒，压力之下，足协不再以“证据说”作为不作为的借口，迅速开出了包括勒令绵阳队降入乙级、取消亚泰队晋升甲A在内的系列罚单。虽然后来亚泰和吉利先后将足协告上了法庭，但足协这一举动还是博得了各界首肯，阎世铎“乱世须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的铮铮之言为他个人赢得了不少印象分。
轰轰烈烈的反黑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很多人称之为政治骗局。阎世铎几乎用欺骗的手段拿到了关键性材料，却没把它们用在反黑上。
不过说起来，“假B五鼠案”之所以会发生，假球为什么这么猖獗，又与足协的倒行逆施和懈怠渎职有极大关系。2001年初，根据“一切服从、服务于世界杯”的最高方针，足协颁布了当年甲A只升不降，次年不升不降的所谓赛制调整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对众多甲B球队来说，这个方案意味着如不能在2001年冲上甲A，那就要等到2003年才可能一圆甲A梦了。
于是，甲B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恶性竞争。上海中远俱乐部砸下了上亿的资金，创下了主场全胜，客场却直到最后两场才赢一回的奇观。而在中远早早掠走一个晋级名额后，剩下的各队为了最后一张甲A牌照展开了更疯狂的争夺，竞争的内涵也早已超越了足球。倒数第二轮，成都五牛竟以11比2的比分狂胜四川绵阳，一下缩小了与竞争对手在净胜球上的差距，同时也暴露了将在最后一轮继续假球的意图。
对此，足协的处罚决定却是，因“消极比赛”，决定对绵阳队处以警告、罚款20万并扣除6分的处罚。此决定荒唐在于，谁都清楚假球的主导者和受益者是成都队，足协却把板子全打在“托儿”绵阳队身上。其实，足协也是有苦难言，而不是真糊涂到那种程度。过去，为了避免法律麻烦，也因为执行能力低下，足协一直不承认有假球存在，这次也只能以“消极比赛”给绵阳定罪。
如此昏庸，无形中鼓励了人们更大胆地造假，于是就有了最后一轮赤裸裸的4队竞相打假球一幕的发生。所幸的是，在领导和舆论的压力下，足协迅速开出了巨额罚单，惩罚和震慑了造假者。
然而，事态并没有平息，反而引出了一场更大的风波。2001年12月13日，吉利在退出的同时，状告足协侵犯名誉权。嗣后，绿城老板宋卫平爆出更大“猛料”，主动承认曾不止一次地向不止一个裁判送钱。宋称，绿城不仅保留着收钱者名单，甚至还有某裁判的悔过信与退回的4万元赃款。
宋卫平此言震动了整个足坛，他揭开了一个人所共知，却没人敢公开揭穿的事实——中国足球确实非常腐败，确实存在大量假球黑哨。这时，一直奉行鸵鸟政策的足协再也坐不住了，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飞抵杭州，拿走了那张黑名单和那封悔过信。26日，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向媒体出示悔过信复印件，表示浙江方面支持绿城等向黑势力挑战。同时，新华社记者也以内参形式报道此事，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和批示，反黑进入了更为复杂的阶段。
2002年1月6日，阎世铎亲临杭州，以坦城的态度、郑重的承诺取得了宋卫平和陈培德的信任，达成了共同反黑的君子协定。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一场彻底摧毁中国足球黑势力的雷霆风暴即将展开，惟有吉利老板李书福根本不信。这位以造车狂人著称的民营企业家说话很冲：足协打黑能公平吗？要人信服，首先要管好自己。
然而，李书福这样的明白人不多，至少当时的宋卫平、陈培德不是，两年后的徐明、张海也不是。尽管阎世铎等足协高官到处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将反黑进行到底。有关方面似乎也在行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几乎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只有那个写了悔过信、主动退回黑钱的北京籍裁判龚建平一人受到法律的惩罚。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10年服刑期间因病去世，年仅44岁。追悼会上，其妻厉声大呼，“我会为你报仇！”闻者无不动容。远在杭州的宋卫平默然，“我害了龚建平”。陈培德则怒斥阎世铎是政治小人，居然一点都不信守来杭州时作的3点承诺。
轰轰烈烈的反黑斗争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很多人称之为一场政治骗局。虽然阎世铎不会是这种结果的决定人，但他扮演的角色确实不大光彩。他几乎是用欺骗手段拿到了关键性材料，却没有把这些宝贵的证据用在反黑上。“运动”过去后，球场上的“疑似”假球黑哨没有丝毫减少，而南勇和张吉龙这两位领导十强赛的功臣却淡出了足协权力中心。有消息称，反黑中出现了对他俩不利的材料，有人以此逼他们交权。
传言从不可全信。只是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反黑就这么不了了之，为什么那么多裁判、官员却只有龚建平一人挨刀，又为什么南、张两人正当壮年时就这么歇菜了。
从2004年10月14日到26日，老阎施施然使出拖延迷惑、釜底抽薪和雷霆一击这3招，便彻底地制服了不可一世的“革命党人”。
阎平息了风暴，也捞到了好处，其政治品质却受到极大怀疑。两年后，当徐明等职业足球投资人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时，阎世铎再次以某种不太磊落的政治手腕平息了资本革命，其政客嘴脸得到了彻底的暴露。
2004年10月2日，中超第14轮北京挑战沈阳，比赛中，北京队球员、教练不满点球判罚愤然离场，制造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起罢赛事件。本来，这场风波的定性很容易，不论按照何种章程，罢赛都是最严重的违纪，都将遭到严惩，这与裁判是否正确、公正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在国安以退为进的威胁下，足协手软了，迟至12天后才开出罚单，在处分国安的同时，竟不顾国际惯例宣布对周伟新实行停哨8场的处罚。没想国安根本不给面子，声称扣3分超出了可承受的底线，国安将抗争到底。
13日中国队不敌科威特，出线形势急剧恶化。这不仅增加了国安的底气，也让一直对足协敢怒不敢言的其他俱乐部找到了机会。次日晚11点，实德总裁徐明突然出现在国安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讲话中，徐明除了宣布坚决支持国安，与国安共进退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中国足球的深化改革。在随后抛出的13份共几万字的文件中，徐明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纲领，核心就是夺足协的权——职业联赛的管理、经营、监督和分配之全权。
这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或造反了。
在这场资本革命风暴中，足协以典型的官僚作派重蹈了两年前反黑的覆辙。当罢赛事件骤起时，足协领导正享受国庆长假，从而失去了化解危机的良机。此后，足协对事态估计不足，又首鼠两端，既要维护权威，也不想过分得罪中信系，迟至12天后才开出那张其实注定要开的重磅罚单。
在此期间，“肇事”的国安连连出招进逼，不少媒体也推波助澜，令足协威信扫地，更要命的是，足协的犹疑拖沓给了其他俱乐部介入的机会。过去两年，由于实德系的问题，足协与实德一直处在明争暗斗中。连续两年名列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前20位的实德老板徐明，虽然才30出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经营头脑和人脉关系，他的强势杀入，立即把一场简单的赛事纠纷升级为史上极其罕见的，政府与企业或权力与资本间的大对抗。
此时，足协才深感事态严重，才紧急行动起来。事实证明，阎虽然搞足球不怎么样，但搞政治斗争绝对是把好手。从14日到26日的又一个12天里，老阎施施然使出拖延迷惑、釜底抽薪和雷霆一击这3招，便彻底地制服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革命党人”。
在14日夜的发布会上，中信系第3号人物李士林警告，如果足协不收回扣3分的决定，那国安就将抵制16日的中超，徐明则表示，实德很可能呼应国安的行动。15日，阎世铎通知杨祖武，足协同意召开中超委员会讨论对国安的处罚，会议定在18日，下周一。这一让步，让国安和实德放弃了抵制。
但在完全由足协控制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国安与实德的杨祖武、林乐丰完全被淹没，根本没有讨论重新审议对国安处分的问题，这让幕后的徐明非常不满。19日晚，徐明和张海、罗宁、徐泽宪、张曙光、孙能文、李丹阳等改革派“七君子”要求阎世铎前往实德大厦面谈。阎不顾劝阻，带领朗效农和董华赶赴“鸿门宴”。
阎世铎深知，“革命党人”虽然取消了对16日联赛的抵制，但以其目前的嚣张气焰，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本周三、四还有一轮中超，如果不能稳住“革命党”，他们很可能真的祭出罢赛武器；一旦7家同时行动，中超必然瘫痪，那样的局面就真不可收拾了。正是因为看清了利害关系，阎世铎不仅不顾身份去打“客场”，而且还与众老板谈笑风生，满口答应对方提出的公开联赛财务、取消本赛季降级等要求。至于建立职业足球大联盟这一“革命党”的核心主张，老阎满脸真诚地表示，兹事体大，不是他和足协能决定的，“但放权是个大趋势”。
最让老板们“吃药”的是，对于他们提出的在22日召开投资人会议的建议，老阎虽然没有明确答应，但面部神情和肢体动作却让对方相信他同意了。这里，老阎玩了一个小花招，他只是同意举行投资人会议，但会议要干什么，特别是是不是在22日开，他并没有表态。
这么个小花招，那些久经商战的老板们居然没有及时识破，他们对此次非正式会谈非常满意，并决定20日不罢赛了。20日下午和晚上，第16轮各场比赛次第打响，与此同时，12家中超俱乐部陆续接到足协的传真通知，投资人联席会议将于26日在北京大宝饭店举行！
这一纸通知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投资人的乐观情绪，很快他们又获悉，在26日前，足协还将举行新闻委员会常委会议、地方体育局负责人会议和足协执行委员会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这投资人会议只是其中一个，且似乎也不是能作出决策的会议。可以想象这些能随意调动数亿、数十亿资金的商界巨子，在获悉一切后的愤怒。
但事实证明，不论是李士林这样的副部级干部，还是徐明这样的生意做到成品油这种垄断性行业的亿万富翁，在足球这块地盘上，还真玩不过老阎。22日，在香河中信国安投资建造的“天下第一城”里，没有足协参加的投资人会议还是举行了，会上，7家俱乐部投资人或投资人代表签署了8份文件，内容与一个星期前徐明发表的改革纲领大同小异，但因为是7家联署，标志着改革同盟正式建立。
虽然口气还是那么强硬，要求还是那么革命，但很多人已经预感，“革命”的风向变了，结局不容乐观。26日上午进行的投资人联席会议又是一个务虚会，下午的足协执委会会议则通过了4项决议，人称“阎4点”。除了公开财务和取消降级这两项早已形成共识的内容，决议否决了改革派提出的关于延迟举行剩余中超赛事的申请，至于其他要求一概没有答复，只是允诺将成立“深化足球改革领导小组”。
消息传来，在昆仑饭店大堂咖啡吧里苦候了几小时的“革命党人”，人人脸上难掩沮丧。紧急磋商了大半夜后，27日，改革派发表简短声明，除了发泄对“阎4点”的不满外，还宣布改革派将以大局为重，不抵制余下的联赛。阎世铎却得势不饶人，也在27日下午，足协宣布，由于实德队在24日的联赛中罢赛，决定给予实德队扣除6分、罚款30万元和总经理林乐丰禁止进入赛场1年等处分，比对国安的还要重，实德欲夺首届中超联赛冠军的梦想就此破灭。
足协还威严地警告，今后谁再罢赛，将立马受到降级的惩罚！
1998年，大连万达(实德前身)因不忿黑哨一怒退出中国足球时，足协曾专门发表公开信向万达道歉。现在，当足协的大刀向大连人头上砍去时，一向桀骜的徐明却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徐明向媒体表示，改革要慢慢来，他接受处罚，也不会退出。
改革派要顾全的大局，指的是11月17日世界杯预选赛的中港生死战，他们这么说也这么做了。11月8日是国家队集中的第一天，根据徐明的指令，实德的3名国脚准时抵达国家队驻地。颇为讽刺的是，被划归“保皇派”的申花和泰达的几位国脚，却以补赛为由，没有准时报到。
徐明为何肯低头？几天前还咄咄逼人的“革命党”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实，是老阎掐住了他们的七寸命门。
在15日之后的一周，阎世铎用拖延、迷惑战术稳住了“革命党”，而在26日之前的几天，老阎夜以继日又十分隐秘地施展起第二招，釜底抽薪。他先是向深圳、辽宁方面打招呼，由两家俱乐部发表声明，称二张并不能代表俱乐部。这不仅削弱了改革同盟的力量，也灭了改革派的威风。最绝的是，老阎请原辽宁省体育局局长，现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致电大连市领导，由大连方面告诫徐明，不要再闹了。差不多同时，徐泽宪也接到了上海方面的类似口信。
经过这番分化瓦解，当26日投资人会议召开时，面对老阎的雷霆一击，改革派竟无力应对。是夜改革派商量对策时，只有国安的罗宁表示愿意不惜鱼死网破地斗下去，其他人都备感疲惫。但改革派是以徐明而非罗宁为精神领袖的，徐明权衡再三，觉得不值得为一只足球而得罪父母官，这样，接下来改革派就只能自个儿找阶梯下了。
完结篇
管理的滞后或缺位，或者说计划本身的脱离实际，让“阎世铎新政”中力主的青训工程差点变成灾难，只好草草收场。
在成功地平息了中国足球史上最严重的一场政治危机后，阎世铎的政治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在此之前，坊间盛传到年底合同期满后，老阎将转岗其他部门。来自总局内部的消息也说，有3个司局级位置可供选择，其中以人事司最有可能。
以阎世铎奔53岁的年龄，担任人事司司长恐怕只能去熬退休了。须知，来足协前，老阎可是总局办公厅主任，一个无限接近决策层的位置。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就冲着阎在足协这4年半的糟糕政绩，能得到平级调动还算是上面对他照顾的。老前辈年维泗黯然下野后，被安排到中国棋院任党委书记，前任王俊生则在赋闲多时后，才“下海”担任了中体竞赛集团总裁。
综观阎世铎这4年半的足球生涯，不难发现有这么个特点，在“搞运动”方面，老阎堪称一把不可多得的好手，比如反黑风暴和资本革命，爆发时大有扫平庐山之势，但阎同志都能化被动为主动，变“坏事”为“好事”，其中的政治智慧和官场手腕可圈可点。包括2001年十强赛，看上去是足球场上的较量，其实也离不开权谋和交易。
然而，在正儿八经地“搞建设”时，阎世铎就显现了眼高手低、业务生疏、长官意志等多方面的缺陷，几乎每一项都沦为豆腐渣工程。每每设计、包装时美仑美奂，让人心动不已，可到实际操作时总是举步维艰，最终成为烂尾楼。比如中超，比如青少年，包括国家队、国奥和女足的基本建设。
刚刚履新时，阎世铎的思路非常清晰：一次出线不能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足协必须把最大精力放在基础建设和青少年足球上。千万不要妖魔化阎世铎，认为这个人总是口是心非，所谓“口大骗四方，脸大充太阳”。至少在前两年，阎还很想有所作为，也确实做了不少前任不屑做的基础建设。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有哪届足协的哪位领导像他那样重视青少年足球，动过那么多的脑筋，视察过那么多的青少年足球基地、球队和比赛，采取过那么多的措施，投入过那么多的人财物力。
2001年十强赛激战正酣时，9月27日阎世铎亲率中国队远征阿联酋，大战前夕，老阎却饶有兴致地与随军记者侃起了青少年足球。他说，我在带队参加阿根廷世青赛时得知，阿根廷有97%的男孩都踢足球，因此人才辈出。不过阿根廷同行告诉我，让孩子踢球，不是为了金牌，而是一种体育精神的追求。老阎披露，他的“人民足球”就是受到了阿根廷人的启发。
2002年，经过阎世铎和青少年部冯剑明等人长时期的筹划，中国足协“百队百万青少年足球工程”正式启动。工程梗概是，将全国划分为9个大区，建立各自的青训体系，争取每年有12万青少年接受训练，每个大区有100支球队参加正规比赛。为此，中国足协每年向每个大区拨款100万元，总共900万。
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出在组织管理方面，按规划，将实行从中国足协到大区足协再到城市足协的三级管理，但老阎似乎忽视了：所谓的大区足协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协也不像中国足协那样——是一个有职有权也有充足经费的一级政府管理部门。即便是中国足协，一个青少年部几号人也根本协调不了那么庞大复杂的工程。
管理的滞后或缺位，或者说计划本身的脱离实际，让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工程差点演变成灾难。不少地方为了拿到100万巨款，纷纷采取临时凑数的办法，于是以大打小的有之，专业队打杂牌军的有之，才打了一两场就退出解散的有之。比赛时的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出现场上球员掐架，场边教练、家长掐骂的丑陋一幕。
轰轰烈烈的青训工程再也无法搞下去了，阎的满腔热情连同足协的900万巨款差不多都付之流水。而在此后的一年多里，老阎再也不言必谈“中国的盖兰计划”，而把精力集中在了2004年国字号的三大战役中，理想主义彻底让位于政治需要。
作为“阎世铎新政”的另一项核心工程，“中超”堪称是老阎精心设计和导演的一项政治阴谋和一场商业骗局。
这个案例十分典型地揭示了阎世铎搞足球的致命缺陷，他能看到问题所在，也愿意动手解决。然而，一方面，他以及他所能依靠的那个团队的执政能力远远低于成就那些伟大工程的最低要求。另一方面，阎世铎依然奉行精英治国的传统思维，企图用行政的办法和力量去做那些应该由市场做的微观事务。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他自我反省的结论是：行政的权威还不够，资源的掌握还不多，因而必须追求最大的集权，最终走向独裁和专权。
有一个客观因素不能不提，2003年，体育总局成立了财务管理中心，将原来分散在各运动中心的财权集中到总局，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这样，足协再有钱，要干什么事也必须先立项，经报批后才能实施。更何况，知情者指出，位于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预算一个亿，实际造价远远不止这个数，这基本掏空了足协，“足协并不是钱多得没地方花”。
谁都在高喊从娃娃抓起，可是，不论是从政绩需要还是财务报批来看，豪赌出线远比投资青少年足球更能获得批准。
建立中超联赛是“阎新政”中另一项核心工程。中超的概念，显然受了英超的启发，也存在与日本J联赛竞争的因素。当然，新官上任的阎世铎还有一个不便公开的目的，即借此清除前任的影响和痕迹。
很多人把王俊生称为中国职业足球之父，这让老阎听了分外不爽。实际上，1990年代的中后期，甲A虽出了假球黑哨等诸多问题，但联赛总体运行还是健康的，对球迷、媒体和资本都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背景下，阎世铎在2001年初的足球工作会议上骤然推出中超设想，要把职业联赛推倒重来，着眼点显然不仅仅在于联赛本身。当时，王俊生就公开表示，甲A这个品牌就这么废了，实在可惜。
不过在当时，人们大都被阎的如簧推销所吸引，阎称未来的中超只有8-10支球队，少而精的联赛势必场场精彩，而球市好了，什么都会有了。阎还表示，未来的中超将按股份制构建、公司化运作，今后还将发股票公开上市，这是一个怎么想象都不过分的超级大蛋糕。
现在看来，阎世铎的种种描绘和许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蓄意欺骗。甚至可以说，中超堪称是阎世铎精心设计和导演的一项政治阴谋和一场商业骗局。政治上，通过改变LOGO和游戏规则，全面清除王俊生的痕迹和影响力，打造阎世铎个人的政绩工程。经济上，通过大肆签发空头支票和提高进入门槛，诱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入瓮，成为其政治足球的取款机。
可怜的中超就像个先天不足的婴儿，艰难出世后又遭无数劫难，最终只能玩完，同时也宣告了“阎世铎新政”的末路。
根据1月足球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足协成立了中超办公室，时任联赛部主任的朗效农转任中超办主任，留下的空缺则由其副手杨一民继任。这一人事变动本身就充满了玄机。郎的人品无懈可击，如果说足协官员中还有让人称道的人物的话，老郎肯定是第一人选，他甚至被一些俱乐部人士称为惟一信得过的足协官员。但年届50的老郎一看就是一名事务性的官员，不论是观念意识还是知识结构，都与需要具有现代市场经济头脑和前瞻意识的中超办头头有明显差距。
相反，杨一民才40出头，又拥有北体大博士生导师的吓人文凭，理应成为中超设计师的当然之选。但阎世铎的选择就是与众不同，虽然，根据阎的既定思路和现行体制，杨也好，郎也罢，谁当这个中超办的头都改变不了未来中超的大模样，但从官场政治的角度看，事情却完全不同。
老郎在中超办辛苦了两年多，随着中超办的解散，回来又干上了联赛部主任的老本行，但眼睛一眨间老母鸡却成了鸭——杨一民，这位原来的副手兼徒弟居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也是历次足协官员升迁中最让人费解的一幕。
1980年代，杨一民退役后考进北体，成为著名的“北体帮”一员，然后进入足协。在足协的这么多年，从技术部到联赛部，杨一民没有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却在阎上任后的两三年里，从一个足协中层干部蹿升进足协领导层，还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个副主席！阎世铎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的手段之狠可见一斑，因为杨所接管的，正是原来南勇、张吉龙所把持的项目——国家队、联赛、商务开发和外事等足协最重要的几大山头。以此来看，老郎的外放中超办，纯粹是为了给杨一民挪位置、增加一份资历而已。
那么，郎效农在中超办的两年时光里，又忙出些啥名堂呢？一是会同鲁能俱乐部总经理董罡等人弄出了一部“中超大法”——洋洋几万字的中超章程。二是带着马成全等部下忙于到各俱乐部，检查各项中超指标的落实情况。
总的来说，中超章程起草得还不错，让人们初步领略了一番规范职业足球的模样。可惜，阎世铎只是拿它充当门面，中超的规矩根本不是由这部“根本大法”来定的。比如，章程规定中超委员会是中超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实际上，中超什么事还不是都由足协主席办公会议决定的？再比如，章程规定中超的商务开发权归中超开发公司所有，但实际上，中超都打了一年了，生意上的事还不是全由福特宝给捏着？若不是近来徐明等人造反，这成立中超公司的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由此可见，这老阎让郎而不是杨去搞中超办还真有讲究，既然是糊弄人的事，怎么能让爱将虚度两年时光呢？不过，有些事也不能全推到老阎头上，作为中超大法炮制者，老郎也得对一些问题负该负的责任。
2003年，末代甲A保级战进入最后关头，一位IT行业的球迷，通过计算机演算发现了中超法则的惊天漏洞。要说清漏洞的原理还颇费口舌，结论就是，由于规则漏洞，濒临降级的力帆必须在最后一场主动输球，借他人之手才有一线保级希望。
该发现在本报率先公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好奇和关注，而保级大战的实际进程也越来越接近这种可能。最后一战，力帆果然在主场1比3告负，只是由于天津队在上海突发神勇，击败正与申花争冠的中远，才没让“输球冲超”的奇闻变成丑闻。
如果说，要让老黄牛般的郎效农在纸上作业时杜绝一切漏洞有点苛刻的话，那么嗣后，在辽足做假还能进中超一事上，足协的双重标准就完全不能原谅了。在中超章程里，规定了详细的进超标准，除了球队成绩，还有诸如俱乐部经营、梯队建设和基地等林林总总一大堆。对此，不少老总发牢骚，在目前恶劣的市场环境下，你要让俱乐部实现年经营收入3000万以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假帐。
造假，包括做假帐对各俱乐部来说并非难事，每年为了应付足协的限薪和规避税收，各俱乐部还不是至少要做两个版本的球员工资收入清单？于是，在郎效农们到各地检查时，即使经常拖欠工资的俱乐部也都能漂亮通过验收。问题出在辽足身上，不过这也不是老郎查出的，而是辽足在东北的对头——长春亚泰捅出的。据说亚泰出钱收买了辽足某官员，弄到了辽足做假帐，把万林基地算作辽足资产的证据。
铁证如山，辽足也难以抵赖，只得说是万林做假帐。事情到这个地步应该很好处理了，即使是万林造假，且不是辽足指使，但你辽足正是凭着这伪造的证明才通过中超资格认定是事实吧？而用造假手法混进中超，辽足至少要被剥夺中超资格吧？
惟独足协不这么认为。最终，辽足受到了“通报批评”，但中超资格无恙。有知情者揭密，一是辽足背后有“贵人”相助，老阎不好驳了此人的面子。二是这个亚泰，当年在“假B五鼠案”时，别的俱乐部都接受高压，惟独它竭力抗争，甚至把足协告上法庭，老阎烦着它呢。这次居然用收买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搞辽足，企图取而代之，足协岂能让它得逞？
不过，当初为了拿到辽足造假的证据，以及亚泰如何弄到证据的内情，老阎曾一再对亚泰老板刘玉明表示，你们好好准备，一旦调查核实辽足确实造假，就准备替补吧。这让亚泰感到进超有望，结果却根本没戏。其实，老阎的这点政治手腕，当初对宋卫平使过，后来对徐明等人也使过，这些精明的生意人居然一个个中招。
2004年5月16日，中超终于掀开了盖头，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喜庆，因为这不是习惯看球日，权威的央视没有一个画面、一句报道，精心准备的揭幕仪式也被通知尽量简化。并非老阎不想热闹，不爱排场，而是业已成为他唯一事业寄托的豪赌出线工程遇到了大麻烦，他已没心思搞中超了。
为了给奥运会预选赛让道，联赛被史无前例地安排到5月开打，但早春3月，国奥首战不敌韩国，次战在武汉居然连大马也赢不了，备战4年、糜费上千万的国奥，仅仅打了两场后就在事实上出了局。阎世铎犹如被万箭穿心，不得不赶到武汉向球迷道歉，甚至泪洒当场。阎某人还公开承诺，待全部比赛结束，他将承担全部责任。
这自然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即使女足在奥运会上8球惨败，小组都未出线，老阎也安坐于主席位置。可怜的中超，就像一个被始乱终弃的怨妇，先是被迫给国奥让道，连一个堂堂正正过门日子都搞不定，然后是亚洲杯和预选赛无休止的肢解。最过分的是，尽管国奥3月就玩完，但中超却一直等到5月国奥比赛全部结束时才开打。这充分说明，中超仍只是出线足球的小媳妇，一如甲A时代。
新生的中超一出生就劫难不绝，球迷越来越少、赌球愈演愈烈、资本纷纷出逃，到了秋天，更闹出了史无前例的罢赛风波以及资本革命。不管这场风波如何收场，都改变不了中超玩完了，所谓的“阎世铎新政”也玩完了的事实。
11·17，不是中国足球的审判日，而是对阎世铎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体制的审判日。(来源：体坛周报 作者：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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