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换人了，就我对谢亚龙的了解，有这么几点比较明确：谢亚龙是体育理论家，也就是社会人文学者。按现在情况来看，保持社会稳定、安定，需要的就是社会人文学者；谢亚龙为人谦虚，愿与别人讨论问题。春节前，我曾碰到他，他还说节后有些问题要与我讨论；谢亚龙对体育活动有一定经验，搞过活动，但不多。现在他面对的挑战大于机遇。
我奉劝谢亚龙一句话，要把一件事干好，一个人绝不行，他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去足管中心；但把一件事办糟，一个人足够。(作者： 魏纪中)
人是换人，但中国足球的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不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某个人、某个领导的问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目前体制下，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当然，个人可能使中国足球某些矛盾趋于缓解或者激化，但个人究竟难以完全主导中国足球的改革。
矛盾呈现和趋于激化时，领导驾驭矛盾的能力在某种情况和某个时段显得非常重要，你越是想靠个人的权威，即利用手中的“权”去发“威”压制，想使事态朝着你设计的轨迹发展，时常是适得其反。
竞技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要靠规律行事。像过去人们强行改造自然一样，最后自然惩罚了我们，职业足球发展也是一样。职业联赛是一种商业性比赛，商业比赛延续政府的管理和操作模式，开始的时候只能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至少在城市范围内，是自上而下的。但任何市场化的改革都不能永远停留在自上而下的阶段，因为，商业比赛的目标是与政府职能的性质相悖的，谢亚龙千万不能有自己是什么行政级别，实行行政“统治”的想法，那么路只能越走越窄。
职业联赛中政府管理机构的位置没有摆对，职业俱乐部现代企业的治理还未能完全实现，这两个有悖发展规律的叠加，自然使中国足球改革陷入困境。改革陷入困境，如何能发展。因此，中国足球的水平总是在冲出亚洲中徘徊。要实现２００８年的目的，不抓改革是不行的。亚龙不可不思。
再回到中国足协的问题上来。我说过中国足协的问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也就是说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中国足协现在确实需要有一位得力的领导出来收拾一下局面，这恐怕是不少人的意见，不能说错。但我不喜欢“掌门人”的提法，应该是执行官更好，掌门人有世袭的意味。
问题是用什么方式办法确定中国足协的第一任责任人。根据我国现行的体制是委派制，民主选举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而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是民主选举竞争当选。因为国际上认为单项运动协会是一个自愿的社会结社，那么究竟哪种办法更好呢？这就涉及对民主的认识了。
赞成民主制度者的论据是民主具有保护性，合法性，教育功能，有利于发展经济。不赞成彻底民主制度者的论据是民主易使利益集团定格化，易造成政治上不稳定，难以产生高素质领导和民主与经济发展没有正关联关系。这样西方就产生了波利比奥斯混合政体论。
我想说的是中国足协的体制，混合政体可能实用。首先要有好的“执政官”，能做出决定，“执政官”还是上级指派制为好，个人可以竞争上岗，但体育总局根据它的目标和观察确定人选，也可以更换人选，因为靠民主投票难以保证选出最优秀者；另一极是执委会，执委会应由代表涉及足球各相关方利益的代表人组成，他们对执政官起帮助和约束作用，执委会人选不宜全部指派，可以民主推举一些人进入；再有一极是全员代表大会和舆论的监督，它真正体现了平民大众的意志。这三极的有效合作就能保持中国足球的持续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发展。
这也是我由足协领导换人想到的对所谓“掌门人”制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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