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卫报道 对待投资人态度强硬的阎世铎下课，无疑让投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振奋。但在谢亚龙上任后，改革派投资人始终在以一种冷静的目光审时度势注视着谢亚龙的施政风格。当谢亚龙在香河中超年会上第一次出手让中超顺应俱乐部民意得以推迟后，这位足协新掌门温和的“怀柔政策”的底牌也已经亮出，投资人下一步的动作即将到来。
在谢亚龙眼里，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不是中超，而是国家队。他在女足巡视时的一段内部讲话中说：“我不担心中超，那只是中国足球内部的问题，这种矛盾再大，最终的结果也是内部矛盾，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当然，这种“怀柔”政策在足协内部引起的争议较大。对这一推迟举动不解的某足协官员会后表示：“他对投资人越放纵，结果就会越严重。”不过，谢亚龙肯定有他的心理底线，决不会一味地“怀柔”与“退让”下去。某足协官员说：“我们当然还在担心投资人对中超产权等问题会再次纠缠不休，但现在已经开了这样一个先河，如果真的到了退无可退的一天，我想谢主席不会坐视不管的。”
记者葛爱平报道 张曙光学法律出身，能言善辩，滴水不漏，活动能力很强，被戏称为投资人的“秘书长”。这几天，张曙光一直在广州，与张海等投资人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工作。3月1日晚，张曙光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首先“纠正”了外界关于“投资人改革失败”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投资人后来不说话了？许多人都说我们给足协压倒了，给阎世铎镇压了，投资者失败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或者说完全不是这样的。去年中国足协在阎世铎领导下开了‘5＋2’的会议之后，搞了一个改革方案，然后召开足协代表大会，一切似乎都在倒退。投资人对足协的定调和结论非常不满，当时就想聚会，想有个反应。后来，会没有开，为什么不开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觉得阎世铎领导的足协，其实已经偏离了改革的轨道，他已经失败了。他的有些作法不是改革，而且已经是倒退了。这个倒退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他必须要听上面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第二个原因是他本身的差距。我认为阎世铎对搞机关工作，对搞政治思想工作可能是行家，但对于搞经济、法律上的问题，特别涉及到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这方面，他有所欠缺。他的能力不足以把握这方面的课题。”
记者反问说：“他不是出身于政策法规司吗？”张曙光阐释说：“这是两个概念。他只是想怎么执行上面的政策，对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他的知识水平不够。所以我们觉得阎世铎在三个方面都失败了：一是他推行的改革政策的实践失败了，他最后是否定了他自己，有些甚至是倒退了。其二，个人形象上的失败。阎世铎其实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但通过去年年底投资人与足协来来回回的几次较量，投资人最多的是建议权，怎么做的决定权最后还是在足协手里。但是在这方面的处理上，他在个人形象上也失败了。阎世铎与俱乐部之间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并且交恶了。大家对他彻底失望了。第三，中国足协的这种做法，最后导致去年的改革之风最终没有赢家。改革没有取得成果，哪怕起码的一点点成果。
“阎世铎彻底失败了，引起了全国上下一致的批判。包括他的实验，他的政策，他的形象和公信力。他把自己搁到悬崖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认为再开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阎世铎此时是一阵轻风都能吹倒的人，我们不推，他也会倒的。为什么还要去推呢？这就是第四次投资人会议一直没有进行的直接原因。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自己不犯错误，他就是失败了。阎世铎把自己和中国足协都放到悬崖边上了，到后来是不讲道理了，什么‘五个不动摇’之类的话，再与他扯下去没有任何意思，他实际上已经出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要去推的话，很可能也连带把中国足球推下去了，那我们岂不是成罪人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是把中国足球拽住，不让中国足协与阎世铎一起滚下去。这是我们的任务。因此，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不犯错误，我们等着看结果。
“我们暂不开会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阎世铎当时开会的时候，毕竟是做了些承诺的，我们要看看，足协是不是有所变化，包括人事上的变化。‘新的足协’还会有哪些变化？我们要有个判断。让足协把所有的态度都端出来之后，我们看清楚了，再决定出什么牌，怎么出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重建比互相破坏更重要。
“如果没有积极的意义，只是开个会，务务虚，出出气，这样的会议不会有好的结果。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中超的杀伤力非常大，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态的延续。还有，足协的改革，其实并不是足协能够说了算的，关键还是在总局，因此我们得看总局怎么出牌。”
对于投资人按兵不动的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张曙光说：“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2004赛季结束之后，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的工作，是怎样重建，特别是怎么把2005年赛季推向正常的轨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务实。这里有两个层面，一是足协领导层应该做些什么，其二是我们俱乐部应该做些什么，这里面有许多事情其实是需要我们自己解决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积极努力地配合足协，把中超联赛纳入正常轨道，包括工资改革，公约的施行。我们首先要把2005年的工作做好，然后再去谈怎么进行改革。
“投资人会议还是要开的。我们要看谢亚龙来了之后，有什么具体的举措。至少谢亚龙有两点是值得我们赞同的。其一，他在足球之夜的访谈中说，足球是市场经济与举国体制之间的关系，不属于那种计划经济或者是半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之间的关系。他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他在对中国足球的定位上，还是比较准确的。从提法上，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务实的。起码，必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律，用市场规律来看待和解决目前足球存在的问题。这比阎世铎是大大地进步了。其二，他说我来了，就是要整合资源。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多赢和双赢，这就要求整合市场资源，达到平衡。足球联赛里面最大的主角是谁？当然是俱乐部。如果这点看不清，离开市场经济去讲政治，这本身就是进入误区，没法讨论。起码谢亚龙的看法和出发点比阎世铎要高。
“重要的是不能本末倒置，首先是把足球，把联赛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一个给老百姓带来快乐的体育运动，然后才是争金牌，争荣誉。联赛为本是最最重要的，只有经营好了，社会意义、社会价值才会体现出来。这绝对不能本末倒置的。
“谢亚龙说，要整合资源，要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我觉得这样才有对话的可能。而阎世铎与我们所有的对话和沟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化解他的危机，而并不是从本意上想把俱乐部团结起来，把投资人团结起来，把中国足球搞好。
“另外，推迟联赛一事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还是能听得进意见的。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还不了解，因此我们认为，第四次投资人会议要在联赛开始之后召开，一要积极支持足协有利于改革的事情，二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台，三要对自己对中国足球的改革进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时机，一定是在中超联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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