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武汉电 集体服用禁药!药检集体舞弊!近日曝光的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使用违禁药物并作弊的事件好比晴天里的一个霹雳。有关专家指出,这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兴奋剂丑闻不过是冰山一角,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中,反兴奋剂一方似乎总处于被动、孤立的尴尬位置。
“国内兴奋剂事件很少是被查出的”
国家体育总局24日上午正式公布对湖北女子举重队的处罚决定后,众多记者赶往位于武汉市郊的湖北重竞技管理中心训练基地,但都遭遇了“闭门羹”。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湖北体育局早已明令禁止重竞技管理中心任何相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
连续几天,记者到处寻找“突破口”,不是手机关了,就是推说“不知道”或“不能说”。只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随口丢了一句:“国内兴奋剂事件大多是举报的,很少是被查出来的!”在记者再三“请教”下,他说:“这一次,湖北女子举重队就栽在内部举报上。像九运会前处理的两起兴奋剂事件,也是接受举报后经调查确认的。其实,有些运动队十几年来都在使用违禁药物,却至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一席话,不禁让记者想起几年前在一次大型运动会上的亲历:在运动员下榻宾馆的过道垃圾桶里常常可以见到违禁药品的包装,还有注射的针管。如此明目张胆,竟然无人过问!据调查,这次运动员集体使用的药物都是八运会时留下的。由此给人们也留下了想像的空间:她们八运会就用过这种禁药,为何到现在才被发现?
“很多运动员往往不知情或被胁迫”
“运动员是最无辜的!吃药的是她们,伤害身体的是她们,最后受处罚的还是她们!”在采访中,许多业内人士都再三强调这一点。据湖北重竞技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被处罚的12名运动员中有5人已经办理或正在办理离队手续。已被终生停止教练工作的刘少军在接受采访时虽不愿透露太多的细节,但也表示:“运动员是无辜的,她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小孩。我觉得对不起她们,对不起所有关心举重事业的人。”
“运动员一般不会自己要求使用违禁药品,很多运动员往往在不知情或在带有一点被胁迫成分的情况下使用违禁药物。”多年从事运动心理学研究并在多个体育代表队工作过的武汉体育学院副研究员贝恩渤说,“集体作弊说明教练员心里有谱,但问责不应只问到教练员,还应该向更多的人问责。有些教练员是在或明或暗的唆使下才这样做的,出了成绩‘皆大欢喜’,而出了问题则只让少部分人承担责任。”
事实上,湖北省早在1998年就发生过一起同样是因举报而被曝光的兴奋剂事件。武汉市赛艇运动员林萍、朱红艳状告武汉市体委、市水上运动学校和她们的教练、队医,称被告在1995年全国第三届城市运动会赛艇比赛中暗地里给她们注射了兴奋剂,导致两人被终生禁赛。但这一“全国首例兴奋剂诉讼案事件”在有关部门的威逼利诱下不了了之……
“研究、使用一方总是处于主动位置”
贝恩渤认为:“反兴奋剂应走出禁、查、罚的模式!重典之下,违禁使用兴奋剂仍然难止,甚至出现像湖北女子举重队这样集体作案的恶性事件,这说明我们现有的管理方法已不适应需要了。”
贝恩渤指出,从使用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斗争的历史看,研究、使用兴奋剂的一方总是处于先行一步的主动位置,反对、禁止的一方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用药水平提高使反兴奋剂难度越来越大。实践已证明,研究出能准确检测任何违禁药物的仪器和方法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只有从法律、道德和医学等领域彻底解决兴奋剂带来的公平与健康问题,才是反兴奋剂摆脱当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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