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第二次”是闹剧 人民要娱乐不要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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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鹏

　　在一个芙蓉姐姐和“超级女声”大行其道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娱乐的。娱乐是人民的权利，但人民要娱乐，不要愚乐。

　　所以，当“皇马巨星初夜权五千以上”这样的标题出现在《法制晚报》这样严肃的报名下时，你只能感到愚乐而不是娱乐，当然错不在报纸，而在于事情本身。事情的本身是什么？就是我们无法从那块菜地一样的球场上找到快乐后，就只能从贝帅曾经住过的那张五千二百元的床上找到快乐了，睡毕，小心翼翼地把他遗落在床上的某根卷发拿回家供着。

　　这样一个“蝗蚂中国行”与足球无关，与娱乐无关，只与闹剧有关。真的，皇马二度中国行只能让人想起那句名言：“同样的事情发生，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闹剧”，拜托千万别来第三次了，因为“第三次是悲剧”。

　　我们都在愚乐，皇马走了，曼联来了，谢联击败湖南明星队了，王俊生因承办“三国赛”亏损一千五百万肠子都悔青了——这样一个曾被我们饥不择食称为“豪门黄金周”的时段，最后成为“豪门抢钱周”，关键是“抢钱”还可以制造点波澜壮阔的效果，而这一周来除了在工体那块菜地上被路姜制造了六分钟悬念外，一切都像空气中的泡泡，连人家萨尔加多都看不下去说：“赢得了金钱，输的是体育。”

　　只有愚乐没有娱乐，那个房地产老板曾经因为皇马巨星的爽约面仰天长叹：“天灾人祸啊”，那个服装赞助商曾经因为苦盼七匹“狼”的身影牙齿都要咬碎，那个著名体育品牌也曾因为合作不顺而四处找场如丧考妣——对比最为惨烈的一组照片是：皇马在美国之行时可以摆开桌子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为美国小男生小女生们签名，笑容可掬。但这样的照片在中国没有，因为皇马群星们没有为中国的孩子们做过这样的服务，或者说没有为中国那些个砸钱的大爷们履行合约——我向编辑建议，真的该在报纸头版刊登两张照片，一张是皇马美国行的，一张是皇马中国行的，后一张就选登那两个追星族高举被保安抓得淤青的小粉臂，可能这种对比式镜头才是最直观最准确最有冲击力的球评。

　　我不同意高德公司以及某赞助商那句“我们要坚决打击西班牙经济侵略者”，一方面这样的事情真是“愿打愿挨”，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口号于事无补，在历经17天，3.4万公里，卷走三千万后，西班牙人照样爱谁谁，留下我们在媒体炒作的泡沫中痴痴地想：“他们什么时候把传说中的两亿人民币打进账来？”所以事情的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被愚乐，我们为什么会在一个毫无基础的婚姻中高唱《痴心绝对》——因为我们自已的愚蠢。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办了错误的比赛——比赛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即使曼联比皇马更严谨更守诺，这并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之于中国足球的要命问题是，在现有市场环境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比赛，或者根本不需要商业比赛——只去看徐明那几场毫无悬念的关联战斗？

　　中国足球最大的悲哀不是李毅大帝这样的娱乐，而是皇马中国行这样的愚乐，从十年前那种大胜桑普多利亚、阿森纳一直愚乐到现在，它不知道别人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导致下面这个故事的发生：前两天，由王俊生先生领衔的“中体竞赛集团”在南京搞了一个“三国邀请赛”，据宣传是为了缔造一个“中国的丰田杯”，但投入了一千五百万后，看台上清冷得麻雀都可以驻窝了——为了营造球市刺激票房，经理们提出一个促销手段，“谁买一张四百元档次以上的球票，谁就可以被赠送一本前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的专著——《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不幸的是，不仅那本官样文章很浓的“自传”没送出去，据说总共票房收入还不到一百万，场地广告卖不出去就只能挂自家公司的招牌充门面。

　　中国人真的还不懂什么是娱乐，所以就只能愚乐。我认为王俊生先生在足球业务能力上似乎好过阎世铎，但他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市场和娱乐，不过经此惨败后，他终于可以写出一部发自心声的“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了。

　　很想问一下那位花了五千二百元拍下贝克汉姆房间“初夜权”的仁兄或仁妹，“床铺上尚有贝帅的狐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