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抗日”只是一个历史特定时期内的名词，它更多地关乎政治，与体育的关系不大。后来，中国国力强盛，国运兴，体育兴，但仍然绕不过“抗日”这个词。只要一与日本球队对垒，不管是足球、排球，还是羽球、田径，一概就是“抗日”。
其实，经常在体育比赛里重提“抗日”这个词，除了反映了我们心里也许真的有的那么一些爱国情感之外，还包含着一些狭隘的民族情绪甚至自卑心态。某报的“那些年，日本人给我拎鞋”和“聂马干掉日本大话”的提法和炒作，显然属于“抗日”抗过了，没必要。
我不知道也无法想像每当与中国的体育队伍狭路相逢时，日本的体育队伍以及日本的媒体会不会也有一个什么词汇，像中国的“抗日”那样，可以激起视觉和感觉上的刺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日两国之间的体育，也很可能会像两国政治一样，会有扯不完的是非恩怨。
而这，显然不是两国的体育爱好者所愿意看到的，也与体育的本义相悖。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人们都更喜欢看到纯粹的体育，而不是被政治化了妆之后的体育。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民族情结不能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出来。去年中国女排在日本比赛，争夺冠军时把日本队赢得没有脾气，但赛后中国观众看到从日本传来的电视信号，居然全是日本女排队员和日本观众的镜头，而对获胜的中国队丧失了最起码的尊重。在这个时候，日本那家电视台的做法是狭隘甚至可笑的，当时这一细节也激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这种愤怒源自对方的无理，是理所当然之怒。
由于近些年一直在写足球，因此在说到“抗日”时，我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几个镜头。
例一，1987年10月26日，中国打日本，以2比0拿下，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进军奥运会决赛圈。当时唐尧东攻入的那记震撼人心的头球至今不能被很多球迷忘怀，他在头球攻门的时候，日本队守门员已经摆好姿态双拳出击，球应声落网之时，唐尧东也应声落地，头破血流。后来，他头缠绷带继续战斗，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唐尧东说了一句中国足球史上的名言：“只要能出线，就是瞎了也值得！”
翻看当年的报纸时，没有发现唐尧东在迎战日本队之前说过什么“抗日”的豪言壮语，也不像近些年中国足球队的某些队员每次打日本队之前必说要进几个球、要和小日本死磕之类的话，但是在比赛中，他做到了。“抗日”抗在行动上，而不是抗在嘴上，在这方面，18年前的前辈唐尧东为现在球员做出了榜样。
例二，2000年亚洲杯，中国打日本，虽以2比3失利，虽败犹荣，输得艰苦卓绝。但平心而论，日本队的比赛过程显然要比中国队踢得好看，很多中国摄影记者在门后看到日本队的精妙配合，都情不自禁地跳起脚来，为日本队员叫好。但叫好之后，又纷纷自责，“哎，什么时候咱们中国队也能像日本队那样踢得好，就不至于让咱们为对手叫好了……”
这也是一种“抗日”心情的体现。“抗日”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胜日”。“体育抗日”，最终比的还是实力，技不如人，先得服人，然后学人，最后超人。如此，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
例三，金志扬。人所共知老金与日本队过招时最来神儿，但他也很少盲目拱火，说“日本人给我拎鞋”这样没品的话。圈里人都知道，老金最爱做的“抗日”动员就是引经据典，为队员讲历史，讲真正的“抗日战争”，讲卢沟桥，讲八国联军。据说当年安德雷斯、冈波斯、卡西亚诺等三剑客在北京国安时，老金与日本球队交锋前愣能把外援也给鼓动出澎湃的激情来，个个磨拳擦掌，磨刀霍霍。
想当年，金志扬在国安队和国家队都落下一个“金政委”的美名，这与他善于作思想工作、尤其是在与日本和韩国这样的有特殊背景的对手比赛时作思想工作有很大关系。
“那些年，日本人给我拎鞋”，据分析，贾秀全说话只是想说明中国足球当年比日本足球强。但现实残酷无情，中日足球与“当年”早已不可当日而语，近十余年来，上面这句话应该改成“这些年，日本人给我们上课”。这样说，也是辩证地看待足球问题，辩证地看待中日之间的足球历史。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体育抗日”也要遵循“三讲”的原则：一要讲行动，二要讲心态，三要讲策略。这样，我们在体育领域里的“抗日”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是真“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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