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马邦杰
中国国奥队队员在此次欧洲拉练的最后3场热身赛上都有暴力倾向,且逐场升级,直到“哈林顿之战”的爆发。中国球员的职业素养因此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一些英国人甚至怀疑中国球员是否是职业选手。
王景峰和布伦特都认为,中国球员职业素养的确不高,但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是一个不职业的足球体制的受害者。一个不够职业的足球环境怎么可能孕育标准的职业球员?
王景峰说:“中国队在与QPR队比赛前,球队官员竟然要求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简直难以理喻,感觉像是政委给士兵做思想工作。这说明我们的足球官员太不职业了。”
中国队的这一要求让王景峰想到了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愚蠢的“不鼓不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君子之战原则。他说:“职业球员需要懂得保护自己,需要学会聪明地去比赛,不要迂腐的君子之战。如果中国球员不知如何保护自己,球队官员和教练就要教会他们。”
“这其实做起来不难。有些球员在比赛中故意动作粗野,有时还言语挑衅,故意惹你动怒,我们球员可向裁判抗议,提醒裁判,不要去和对方球员争执。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各大联赛中经常看到,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但我们的球员和官员就是没有学会,”他接着说。
“既然中国国奥队与QPR队的比赛是场友谊赛,球队的教练和官员中场休息时可向裁判以及对方交涉,要求对方动作不要太大,也不要有挑衅性质的举止言谈,这都是国际惯例,但我们的官员和教练却都没这样做。”
而中国队事后半夜发表的道歉声明更让王景峰感到困惑。他说:“这说明我们的足球官员危机公关能力太差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后,首先应该马上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QPR俱乐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甚至求助于专业公司。道歉只会授人以柄。有报道说,是中国足协官员授意中国队道歉的,那说明我们足协的领导处理这样危机的手法也太业余稚嫩了。”
他认为,作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新闻,中国足球说吧)的管理和决策部门,中国足协缺少职业人才和职业化管理,是中国足球不够职业化的根源。
布伦特也暗示中国队的管理出了问题。他说:“我1998年至1999年执教中国队时,曾带队去美国和澳大利亚训练、比赛,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足球高层领导耐心不够、强要成绩是中国足球的一大症结所在。他说:“中国上海、成都等一些城市过去几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足协希望中国足球也能迅速崛起,这是违反规律的。”
布伦特和王景峰都认为,中国足球长期集训、“圈养”球员的做法值得商榷。布伦特说:“集训40多天,太可怕了。中国足球的领导希望球员每天能训练12个小时,球员也是人,需要休息。集训本来是中国足球的一大优势,结果被过度、不当地使用了。我们英格兰球员赛前往往只有两天的集训时间,那又太少了。”
王景峰说:“不能把球员当机器看待。让这些20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40多天内远离家庭亲人,除了训练就是比赛,又承受着巨大压力,心理难免有所变异。中国队最后3场比赛场场有暴力事件发生,恐怕与球员心理浮躁有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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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大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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