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见证中国奥运外交 为中国奥运贡献一生

　　从一个小翻译开始，到历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执委”，魏纪中亲历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50年。

　　1958年，刚从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毕业的魏纪中被分配到国家体委国际司。

　　同年，为了抵制“两个中国”，刚进入奥运大家庭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并逐渐退出各体育单项联合会，断绝了和国际体育界的一切联系。魏纪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体育外交的工作。

　　回归国际大家庭

　　刚到国际司时，魏纪中和同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表檄文，整天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用英语和法语“打嘴仗”。

　　祖国大陆强硬退出之后，当时的台湾便堂而皇之地留在了国际奥委会。并且派队参加了1956年、1960年、1964年连续三届的奥运会，而“中国奥委会”则基本在国际上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更是不复存在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1月，邓小平临时出来主持工作。“他在了解了这种情况之后，提出来说不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位子让给台湾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里面去跟他斗”。魏纪中回忆说。

　　于是，在国际司里“口诛笔伐”了十多年后，魏纪中开始与国际奥委会面对面的接触。之前，大陆方面与国际奥委会的直接接触仅限发表文章对“两个中国”进行谴责。

　　1974年开始，国际司六七个人组成的小组整日穿梭于各个奥委会委员之间，纵横游说。作为先锋，魏纪中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接触到国际奥委会的各个委员，并且逐一说服他们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从发表文章“谴责”到如今要主动接触他们，并且赢得对方的信任，重新回归国际奥委会，其难度可想而知。

　　魏纪中告诉记者，他们当时的工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向委员们发出见面请求，等待回应之后，才能前去会面。

　　“很多人从意识形态上，是不愿意跟你多谈的。”打破坚冰的第一年，尤其艰难。发出的请求信件有一半以上石沉大海。

　　从1974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的“体育公关”队伍从最初的6人壮大到几十人。随着对委员们的逐个接触，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在慢慢改变。“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讨论，一开始没有人了解你，到后来有人了解了，他就会去影响别人。你的朋友多了，就会逐渐被接受”。这样浸润的过程用了整整6年。

　　在这些委员之中，萨马兰奇属于对中国大陆态度非常友好的。1974年，在接到萨马兰奇的回复之后，魏纪中和宋中、楼大鹏一行三人来到了马德里，约见了当时还只是一名国际奥委会普通委员的萨马兰奇。

　　双方见面之后，我方提出希望他支持中国大陆重返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很爽快地答应了要求，但是提出条件，等将来有朝一日，他要竞选奥委会主席时，我们必须支持他。

　　“到了1979年，没想到我们真的进去了”，令他更没想到的是，进入国际奥委会的第二年，萨马兰奇真的要在莫斯科竞选主席了。为了履行承诺，1980年，魏纪中作为代表来到莫斯科为萨马兰奇助选。“我到了之后，对他说，我们当时答应帮你助选，现在我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投票权，我只能帮你打打杂了”。

　　那段时间，魏纪中在萨马兰奇的竞选办公室里干起了杂务的工作，帮他准备一些参选文件，抄抄写写，复印打印，外加跑腿儿送东西。琐碎的事情忙得老魏团团转。

　　魏纪中的勤恳表现给萨马兰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一次，萨马兰奇派魏纪中送一份文件给一位奥委会委员，等他赶到时，那人已经不在办公室了，魏纪中就在那人门口等着，5个多小时后，把东西亲自交到委员手上才返回了办公室。萨马兰奇知道之后非常感动，说中国人很负责，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时至今日，两人见面时，萨马兰奇还总是亲切地拍着魏纪中的肩膀，称他为“最亲爱的朋友”。

　　“都知道中国有个姓魏的老头”

　　1980年，在莫斯科帮萨马兰奇助选时，魏纪中有机会结识了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官员，为了争取早日回归国际泳联，他们抓住机会积极斡旋。“当时的国际泳联主席是一个墨西哥人，对我们态度一直不好，正好这时候，主席任期满了，他要和一个南斯拉夫的候选人竞选”。

　　经过了解，他们得知这个南斯拉夫人好酒，魏纪中于是带了一个翻译，去找这个南斯拉夫人喝酒。酒过三巡，意兴正酣之时，魏纪中切入正题：“我们可以动员一些朋友，选你做主席。但你上台之后，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会员，让台湾改名。”

　　上任之初，就做出这么大的动作的话，肯定要得罪一批人，南斯拉夫人有点犹豫。随行的英文翻译已经醉得瘫倒在桌上不能动弹了，酒桌上只剩下魏纪中和南斯拉夫候选主席。

　　最终，候选主席一咬牙、一拍桌子：好，我们就这么干了。经验老道的魏纪中顺势说道：“那别急，咱们还是留个文字的凭证吧。”酒意正浓的候选主席和他签下了这个“内部的协定”。

　　最终，南斯拉夫的候选主席顺利当选，依靠他的支持，中国大陆也顺利地进入了国际泳联。回忆起这件事，魏老对于这个双赢的结果依然非常满意，他笑着说，“我酒量很一般，但那时候就想着，豁出去了，拼了。”

　　在体育外交队伍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交友方式，送小礼物，请客吃饭是寻常路数。但魏老说，他这一生从没给人送过礼物。因为他相信，交朋友是人心灵沟通的过程，善于抓住特殊的时机，建立彼此间的互信关系比小礼物要强百倍。

　　有一年，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林伯格女士来到中国大陆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结果飞机晚点，魏纪中作为时任中国奥委会的秘书长，凌晨3点亲自守在机场去接她。我之前也不认识她，但我想，她第一次来北京，飞机又误点到了半夜，心里肯定很紧张。为了让她一下飞机就放心，魏纪中打着“欢迎林伯格女士”的牌子一直待在舷梯的门口等她。

　　“从认识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有什么事要她帮忙，没有不帮的。”魏老说：“在特殊情况下，建立的信任会一直持续下去。碰到这种机会，我绝对不放过。”

　　此外，做事雷厉风行的习惯也是魏纪中交友秉持的一大法宝：“你叫我帮你办的事情，我会立马帮你办，要办得快，越快就越会信任你。就算办不成也要第一时间给他们反馈”。

　　近50年的体育外交生涯，魏纪中凭借他的个性外交，结交了无数体育圈的好友。魏老笑言，国际体育圈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姓魏的老头”。

　　2000年办了退休手续后，魏纪中的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身为亚奥理事会执委，他一年中约有200多天在国外，观摩各类比赛，为赛事的准备和运作献计献策。在亚奥理事会的执委中，他依然是解决难题的专家。

　　几十年点滴累积的经验，使魏老处理亚奥理事会的问题时驾轻就熟。“很多就是一个经历的问题，经历的多了，就都知道了。类似问题之前也经常碰到，过去怎么弄的，现在根据情况再调整一下就行了”。

　　如今，年逾古稀的魏老，依然会在会谈前熬夜到凌晨，针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提出两种以上的解决途径才会休息。这是他坚持了几十年的工作原则：“处理问题绝对不能只有一种想法，一种选择。一种选择就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任何时候绝对不能把门关死。1958年我们退出奥委会就是自己把门关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再想去把这个门打开，多难啊”。

　　魏老说，2008奥运会之后，他就会彻底休息了，安心搞点学问：“研究研究法律、经济，所有的这些我都感兴趣。搞了大半辈子的体育，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