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重庆康德乒球俱乐部：困在舆论 望"媒"止渴

　　引子 搞体育的人都知道，一家职业运动俱乐部的存在，有一个很关键的前提就是良好的舆论氛围，毕竟宣传是商家投资运动项目的初衷，而一家俱乐部从发展到成熟，一个好的宣传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奇怪的是，作为独自撑起重庆乒球一面旗帜的私营企业，并开了重庆乒球几重先河的康德俱乐部却在过去三年中并没能博得大多数重庆本土媒体的“好感”。就像困在沙漠的一个远行者，望“媒”止渴的尴尬很无助……

　　一张自娱自乐的

　　城市名片

　　【点睛】康德集团董事长卢朝康其实是一个豪气的人，即使在康德俱乐部刚刚成立起步维艰的时候，他也很大方的表示过：“现在每年花几百万搞乒乓球，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知道国内大多数乒乓球俱乐部都是财力雄厚的国企在搞，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优势。但我们却有义务为重庆乒乓球开一个好头，所以就算每年的几百万都白花，我们也要尽量把俱乐部搞好。”这其实是一个感人的选择，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情感从一开始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共鸣，以至于前三年，这张原本可以代表一个城市体育的名片仿佛一直是在自娱自乐。

　　卸任不久的原康德俱乐部总经理张平可在回想起俱乐部的过去三年时，有些感慨。令他最为感动的一幕就是２００６年５月康德承办并参加的甲A重庆站比赛的空前壮观。“当时的场面还算比较火爆，体育馆内可以坐人的地方都坐满了，更为不容易的是，当时几乎所有重庆媒体都派人参与了报道，可以说康德俱乐部的名号就是在那次比赛真正在重庆打响的……”

　　张平可提到的“不容易”，仅仅是因为重庆媒体都参与了这次比赛的报道。而这样的怀念也是很尴尬的，因为从那以后，尽管康德俱乐部在职业生涯的首年就获得了甲A的年度总亚军，但参与报道的本土媒体却日趋减少，到了去年的乒超联赛，全市近十家主要媒体中竟只剩两家在固定报道康德赛事。到最严重时，就连原康德队员出现重大新闻时，有本市媒体在报道中对该队员的介绍也仅剩“原重庆乒乓球队员”字样，尽管此时重庆并无专业乒乓球运动队，但似乎在大多数媒体眼中，重庆乒乓球在近年来的发展也仿佛与“康德”二字并无牵连。对于这样的尴尬，张平可以及前康德俱乐部董事长周海一直都表示不解：“先不说康德为重庆乒乓球掏了多少钱，但怎么说这也是我们重庆的俱乐部的比赛，我们的媒体为什么就这么不闻不问呢？”

　　赢球易

　　赢人心难！

　　【点睛】一直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原康德集团常务副总裁杨淞，在提到康德俱乐部过去三年一直存在的“难得人心”的问题时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在我看来，大部分本土媒体的本意还是可以接受康德这支俱乐部的，只是说我们俱乐部过去的领导层并没有用心去经营和媒体的关系。就像普通的人际关系一样，说复杂也简单，但如果处事的方式有问题的话，那的确是很难赢得人心的。”

　　过去跑过一段康德队比赛的重庆记者，到现在在私下里还经常调侃一个典故。２００６年８月举行的甲A第三站比赛，当时的康德俱乐部特意邀请了四名记者和几名重庆残疾人球迷协会的球迷随军前往比赛地河南漯河。在行程安排上，俱乐部官员和球队乘机提前出发，而作为被邀请对象的记者和球迷则乘坐火车前往。不过当记者和球迷们上了火车才发现，没有空调设施、甚至供水不足的该次列车在白天的车厢内最高温度竟然达到５０℃以上，球迷们事先准备好路上喝的啤酒竟然在上车不到１０分钟之后就成为了发烫的“热啤酒”，而他们其中的残疾人还要在如此条件的硬座之上苦熬近３０个小时，为的只是到客场为家乡球队助威……回到重庆之后，同行的一些记者和球迷开始表示“心灰意冷”了，有位球迷就直接发难：“我们并不是认为坐火车有什么不妥，但是让媒体和球迷在这样可以算得上恶劣的环境下前往赛地，而俱乐部的人却自己坐飞机，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有些太不尊重人了？”

　　同样还有一个让不少媒体诟病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康德个别负责人在媒体面前的那种优越感,总觉得自己有钱就能办成事,有钱就能搞定一切。“有一次，康德一位老总甚至当着我们几个说，轻而易举就让××下课，这难道不会激起大家的公愤吗？”市内某资深媒体人士说。

　　对于这样事情的发生，其实康德集团高层也感到意外。杨淞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表示了歉意，他当时也纳闷：“俱乐部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在搞？”俱乐部高层发生人士变化后，集团董事长卢朝康也对之前俱乐部的一些对外工作进行了总结：“俱乐部之前的有些工作应该是失败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企业小气，而是俱乐部工作人员处理事情的态度问题。其实对球迷、对媒体和对球员是一样的，很多事情是细节决定成败，但往往在细节方面出纰漏，这其实是俱乐部管理层的意识问题。”

　　立场不同

　　背道而驰

　　【点睛】在不少前康德俱乐部高层眼里，一些媒体对这支队伍的态度实在让他们不解，“或许很多媒体认为康德搞乒乓球仅仅是沽名钓誉的企业市场行为，所以他们宣传也必须有价值交换，否则他们宁愿不报道。”

　　角度不同，背道而驰。不得不承认，康德和媒体双方对于搞重庆乒乓球理解的不同造成了相互紧张的关系。以至于当康德个别前高层数落媒体“商业报道”的时候，媒体也反斥他们是“企业乒乓”。

　　对于日积月累的矛盾，时至今日，康德人士才觉得有所参悟，“大家立场不一样，有各自的想法很正常，关键的是，中间缺少沟通的桥梁，打个比方，如果有政府体育局的介入，可能我们在媒体眼中的“商业化色彩就要少很多，合作就有了基础。总的来说，光靠企业搞，在现阶段是举步维艰的。”

　　尽管处在一个不太理想的舆论环境，但总的来说，康德集团对于重庆媒体还是感谢的。卢朝康在谈到这三年时，毫不隐瞒的告诉记者：“这三年下来我们总共投入１５００万，虽然俱乐部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为负数，但是我们集团的形象和品牌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肯定与媒体的宣传是离不开的，所以我到现在都一直很感谢那些支持过我们的媒体朋友。”这三年下来，康德集团和本报一起创办并坚持了《国球周刊》的报道，现在这份周刊已经成为市内不少球迷每周必看的文字，而这样的坚持，也成为康德俱乐部在舆论逆境中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现在，卢朝康在经历了俱乐部人事变动之后也首先把俱乐部新政的重点放在了改善舆论环境之上。“在我看来，俱乐部与媒体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俱乐部换了班子之后，我给他们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搞好和重庆市各大媒体与球迷组织之间的关系。或许以前我们的俱乐部在某些方面的确做得不好，但我们和关注重庆乒乓球的人们始终在一条路上，我们需要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这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前不久结束的甲A第二站就可以看出，部分已经近两年没有报道过康德比赛的市内媒体记者也随队出现在了遵义的比赛现场。但对康德来说，融洽与媒体的关系光靠他们“服务”为先还是远远不够的。 本版稿件 记者　范天亮　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