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博弈权力谁主是非损益 篮球：体制决定命运

　　专题撰稿 新快报记者 刘勇 专题图片 新快报记者 李小萌

　　两家俱乐部一家告篮协一家告足协

　　独家策划

　　十月本是收获的季节，广东凤铝与武汉光谷却不约而同吹响了反抗的号角。2008年9月23日和10月2日，广东凤铝与武汉光谷分别召开发布会，而将各自遭遇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们的管理部门——中国篮协和中国足协。

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人们时刻关注着事件的进展，本报将连续推出系列报道，请专家和我们一起剖析本次事件，从是是非非中找到属于中国体育的道路。

　　金秋十月，收获季节，但这段时间的中国体坛弥漫着硝烟。广东凤铝篮球俱乐部正式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国家体育总局推翻中国篮协的裁决，恢复其2008—2009年赛季CBA参赛资格；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因不满中国足协对球员李玮峰的处罚，一怒之下，正式退出中超联赛，并称保留追究足协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是中国体育领域接连两桩“民告官”的个案，将中国体育职业联赛一夜之间推到了信任危机的悬崖边。

　　体育领域的“民与官斗”孰是孰非？胜算如何？意义有哪些？中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泰斗、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教授近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从社会体育的角度精辟分析和剖析了这两桩“民告官”。

　　孰是孰非

　　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出现这样的纠纷实质是资本与权力的博弈。

　　足球：积重难返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索：中国足球为何矛盾重重？所谓的举国体制，我理解的就是政府起绝对主导作用的体制。中国足球曾在这个体制下混得不怎么样，屡败屡战，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没路可走了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实施职业化改革，推出甲A联赛。甲A开始时可圈可点，前几年都不错，但越到后来就越不行，为什么？就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资本。

　　资本在市场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年，足球领域的资本与权力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次，武汉队退出实际是中国职业足球矛盾重重的常态的一部分。说实在，中国足球已积重难返，不出事反而不正常。足球领域注定会出事的，若不爆负面新闻，似乎就不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国足球了，所以，武汉队退出一事，见怪不怪。

　　篮球：体制决定命运

　　中国职业篮球这些年平稳发展，从整体看是积极向上的领域。李元伟（篮球管理中心主任——记者注）亲口对我说过中国篮球所面临的矛盾与中国足球一样，很希望能像NBA那样用真正的职业化模式去操作，但事实做不到。这些年，CBA只能依靠一些所谓的民望、靠CBA各俱乐部间相互关系以及那么一点所谓的民主来使一些矛盾得以解决。

　　李元伟这些年实际已着手搞篮球文化研讨了，就是想尽量避免一些功利的东西，开发篮球非功利的部分。但有什么样的体制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命运，在这体制下的人逃不脱体制上的矛盾，哪怕是他在这体制下作了一些小调整和改革，但就如大船在大江逆流而上，但仍旧避免不了大江东去，顺水而去的趋势。权力操控局面

　　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职业化改革，资本进入是好事。资本认为，我是拿了钱进来的，即使得不到经济利益，起码也要得到社会效益。但这些年资本与权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资本与权力一直在博弈。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年权力一直在压迫着资本。两者博弈总是以资本铩羽而归，权力获胜而告终。

　　足协这十多年换了三任负责人，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以及篮协的李元伟实际是这些权力的代表人物而已，不是决定性人物。而他们背后的人则希望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操控局面。

　　这次“武汉队退出”和“凤铝告状”所遭遇困局的背后，实际是用玩程序的方法掩盖了权力的操控。

　　胜算很小

　　这两桩体育领域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告官”的官司现在看来胜算很小。资本与权力博弈，仍将会是权力获胜，又或着无疾而终。

　　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武汉队退出”和“凤铝告状”这两桩体育领域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告官”的官司胜算很小。为什么？

　　足协、篮协在处理决定之前都已事先向上一级主管部门作了汇报，并得到允许后才对外公布的。武汉队退出也好，凤铝告状也好，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把国家体育总局推到了前台。在博弈的过程中，权力甚至可以动用行政的力量来处理。但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动用行政力量、手段去干预竞技体育比赛结果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再说，这两桩体育领域的民间与官方纠纷不像2002年浙江绿城俱乐部揭黑那样。那一次，浙江绿城站出来的同时得到了浙江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动作很大。所以“武汉队退出”和“凤铝告状”最终结果还会像前几次（权力与资本博弈）一样，权力获胜，资本不了了之。

　　意义很大

　　这样的“民告官”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具有非常大的典型性。

　　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走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体育领域出现这两桩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告官”的官司具有非常的典型性。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利益不完全被行政主宰。资本进入足球、篮球职业联赛后，足协和篮协实际是在吃他们的利益。现在资本方觉得拿钱进来亏了，玩不起了，就不会再投入。在告的时候，资本方相对来说会放得很开，不会受到太多行政束缚。

　　再就是高度公开。现在资讯发达，平面、立体、网络、电子等领域的媒体可以在瞬间传播万千资讯。“武汉队退出”和“凤铝告状”这两个事件目前已受到广泛关注。权力在处理时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程序上尽可能地透明。

　　唤醒总局

　　除了意义，这两起事件对中国体育也有颇多的启示。

　　“武汉队退出”和“凤铝告状”这两起事件对国家体育总局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希望不要沉浸在奥运会51块金牌的喜悦中，要回到中国体育现实，正视中国体育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还有很多绕不过去的话题；应该痛下决心，好好思考一下改变这样的局面。如果体育最高层领导仍然视而不见，任由这些矛盾发展下去，未来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将来闯出的祸会更大。

　　就说足球，中国足协与中国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是逆动的。这些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在稳步向前推进，只有中国足球在逆动，与大趋势相背离。这不是谢亚龙、陈亚龙、李亚龙的问题，不是某个人人品和能力的问题，中国足球整个机构、官员、教练员、球员、裁判以及媒体都应该好好检讨一下。

　　我们曾用8年时间赶走日本侵略者，用3年时间打赢解放战争，用30年时间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邓小平同志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已经多少年了？中国足球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基础建设？青少年培训？职业联赛？国字号球队？这些能让人一直容忍下去吗？谢亚龙背后的人难道就不应该出来进行问责？

　　●回声

　　刘鹏：举国体制要坚持（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关于中国体育的体制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是最有发言权的官方人士。刘鹏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对"举国体制劳民伤财"一说进行了驳斥，并表示"举国体制"很成功，将继续坚持。

　　当记者问道"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制甚至是集权体制，就是不计成本、劳民伤财"时，刘鹏称，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刘鹏表示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何为举国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刘鹏

　　郎效农：领导的观念很重要（足协前联赛部主任）

　　（足协前联赛部主任）

　　足球的发展确实千头万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再庞大也有核心部分，主要的问题还是体制上来改，许多东西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在中超的决策过程中，我参与了设计。这个设计是当时所有俱乐部都参加了的，最后拿出了一个规划。

　　当时定的是中超委员会、中超公司、中超俱乐部三个方面一体的体制。第二部分是中超联赛本身的建设，第三个方面是中超市场的建设，第四是中超文化的建设，第五是中超俱乐部的建设。这是符合当时的改革方向的，但最终许多问题没有落实，比如，中超委员会的缺陷，这个委员会是需要靠办公机构来落实的，结果最终没有建立起来，光有一个委员会的架构，这些问题并非不是不能解决的，这与相关的领导的观念、意志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领导层有迫切的希望去做，事情就不一样。

　　关于健全中超的问题，再回到武汉退赛的事情上来，武汉退赛的影响说大也大，但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其实说明人们对足球失去信心耐心，再要想向好的方向发展，就不是简单地作什么决定、换个掌门就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