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迷惘 举国体制名不副实

　　２００８年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是极度辉煌的一年。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累累硕果和鸟巢上空绚烂的焰火，把国人对体育的热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烟花散尽，繁华消退，全民奥运热潮渐渐褪去时，中国体育也悄然回归本位。奥运冠军光荣退役、体育官员新陈代谢、新的奥运周期照常开始……与此同时，球场暴力、“年龄争议”、“奖金风波”浮出水面，不和谐的画面不时闯入人们的视野。中国体育的“后北京奥运时代”要维持荣耀，更要破解难题，可谓路漫漫。

　　现行“举国体制”

　　并非真正的举国体制

　　中国体育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创下的辉煌战绩，离不开实行多年的举国体制，甚至欧美体育强国也十分羡慕，意图效仿。不过，这更多只是来自国外体育界人士的意向，政府和社会层面很少有人提出要仿效中国的体育体制。在国内，近年来关于举国体制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未停止过。

　　后备人才萎缩、运动员退役后生活艰难、体育成本偏高等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举国体制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奥运会击剑冠军仲满的启蒙教练、江苏省南通市少年体校的老师吴娟在选拔苗子时遇冷，主要原因就是体校出口太窄。其实，这只是作为举国体制重要依托的三级训练体系和基层业余训练严重萎缩的一个缩影。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指出，体育系统内各级各类体校文化教育师资非常薄弱，文化课难受重视。运动员承担的大量训练和比赛任务，又严重挤占文化学习时间，学训矛盾突出。省级以上专业队长于运动训练，短于文化教育，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那些非尖子运动员因缺乏文化和技能，退役后就业难，直接影响了更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进体校、进专业队的积极性。学生如果不能成为尖子运动员，既无文化，又无技能，难以就业。刘鹏说，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走出适应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教结合的新路。

　　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则认为，中国体育界把能够调配的资金高密度地投入到高端，造成低端部分边缘化，长期下来必然导致基层人才培养体系的萎缩。本来各个项目的发展应该是金字塔形的，而中国很多项目是倒着的。

　　卢元镇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因为它只是举体育系统之力，而且还没有“举”起来。体育总局的目标是奥运会，而各省市的重点是全运会，不是跟着奥运会走。有些地方出现的隐瞒、虚报运动员年龄的情况，其实是在拆举国体制的台。而且，没能真正动员起家庭、社会和其它方面的力量，而是死靠政府拿钱，“金牌成了跟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职业化没有错 错在认识有偏差

　　北京奥运会过后的第一个冬季，足球、篮球等项目的职业化联赛场内外新闻频出，中国足球的水平降至冰点，中超、ＣＢＡ球场暴力却异常“升温”。再加上篮球的“年龄争议”、“凤铝事件”，一时间中国最有市场影响力的两大职业联赛双双陷入乱局。中国男足连亚洲二流地位都难以维持的惨状，让中国足球回归专业体制的呼声陡然高涨。进还是退，对于中国体育的职业化改革来说，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说，１９９２年的“红山口会议”为足球职业化改革设定的任务是：为竞技体育推行协会制和实体化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产业机制。如今，新的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是达到了当初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对当初订立的目标进行思考。

　　钟秉枢说：“竞技体育的重要目的是为国争光，而职业体系的建立并不是完全为了为国争光，俱乐部的利益也不是为国争光。用‘奥运争光计划’的目标和体系来管理职业体育，现在看来是不行的。走职业化道路更多的需要市场运行，更多的是做一个产业，它不可能完全为奥运争光服务，也不可能完全为全民健身服务。”钟秉枢认为，今天在足球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职业化道路的错，而是在职业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偏差，对包括俱乐部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尊重不够。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初，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达到世界水准的中国女子网球也大胆开始了职业化改革的探索。郑洁、晏紫、李娜和彭帅四朵金花名正言顺地走上职业化道路，享受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的充分自由，只需交纳收入的８％－１２％并无条件参加国家队赛事。

　　这种新的模式和国际职业网坛的普遍操作接轨。运动员可以根据需要组建自己的团队，配备专门的经纪人、体能训练师、理疗师、陪练等。这些费用主要靠运动员个人来承担，而运动员对自己的参赛收入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钟秉枢说：“网球项目的改革是为适应网球职业化发展而采取的变化，它能更好地把为国争光和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全国性运动会太多 劳民伤财

　　１２月１７日，《２００７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在京公布。这份《调查公报》显示，２００７年全国有３．４亿城乡居民（含在校学生）参加过体育锻炼，全国“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为２８．２％。面对这样的结果，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刑文华说，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两次站上金牌榜榜首，显示出中国已经成长为“体育大国”，但绝非“体育强国”。

　　刑文华认为，奥运金牌的多寡与体育强国无关。与美国、加拿大、韩国、芬兰等国家相比，我国群众的体育锻炼情况“基本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根据这份《调查公报》，体育场地设施的缺乏仍然是影响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钟秉枢教授表示，在“后北京奥运时代”，群众体育必将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他说，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２００７年度体彩公益金支出约有６．９亿，其中用于全民健身计划的约３．３亿，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的约为３．６亿。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用于全民健身的经费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卢元镇教授则表示，最近新增的全国智力运动会、全国大漠运动会和全国水上运动会使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总数达到１３个之多。如此众多的“全国运动会”不但导致体育经费大量花在竞技体育上、体育资源严重浪费，也让政府部门埋头弄这些运动会，无暇顾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卢元镇说，竞赛制度改革和精简运动会应该是今后一个重要议题。应该尽量少搞全国性的综合运动会，甚至干脆不要，很多项目搞单项全国锦标赛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