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要求改善刘翔舆论环境 赞助商续约一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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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位朋友供职于国家体育总局某体育经纪部门。最近来电，口气恨恨然——“网上关于刘翔身价缩水87%的报告是谣传。他的合同都续签了，而且一分不少。”

　　朋友虽然“言之凿凿”，由于无法晒晒刘翔的合同，显然缺乏说服力。

　　何止是刘翔的“商业机密”不能公之于众，其训练所在地——莘庄基地简直成了记者的禁区。几天前在上海，《体育画报》的记者甚至遭遇到了较之北京奥运会前后更大的采访难度。据悉，对于外界的“奥运会临阵诈伤”“逃避政协委员责任”“商业价值大幅缩水”等一系列猜测和评论，翔之队已经通过上海某机关报的内参，提请更高层注意“刘翔的舆论环境”。

　　曾经，有关刘翔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欣慰。循着刘翔不同阶段的成绩，体育赞助商们划出了一道陡峭的上升曲线：夺冠前，30万；夺冠后，800万-1000万；打破世界纪录，1200万；北京奥运会前，1500万-2000万。如今，虽然官方称VISA之外所有13个赞助商都已续约，仍难掩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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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2年起，刘翔参加大小比赛，总有一个叫王瑶的耐克工作人员为他开道，负责日常起居。曾经的“亚洲栏王”李彤，现在的耐克中国市场部总监，则主要负责打理刘翔和田管中心之间的事务。这种“前辈加保姆式”的组合，在快速营销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刘翔在瑞士洛桑打破世界纪录后的14小时，我和同事都收到了印有12秒88的幸运T恤。而刘翔奥运退赛后，“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的平面广告，出现在各个媒体头条；这一次耗时更短，仅仅12个小时。

　　进入2009年，刘翔只是携手父亲在可口可乐广告片中出现。安利纽崔莱确认已经和刘翔续约，但与耐克一样，在新投放的广告中，已不见刘翔的形象。虽然中国体操队和罗纳尔迪尼奥的组合怎么看都觉得有点不搭调，但确比刘翔和鲍威尔两个北京奥运会失败者的“巅峰对决”显得更靠谱些。

　　对于与刘翔的合作关系，安利的老总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似乎最能说明刘翔赞助商们的心态——“就像两个人谈恋爱，20岁时是一种感觉，30岁时是另一种感觉。”

　　　2007年，为了拍摄到刘翔，美国《体育画报》王牌特约摄影师、法国人杰让从北京、上海、纽约一直追到俄勒冈基地，但一直未能如愿。在西班牙的一次室内赛中，杰让甚至强行闯入刘翔的休息室要求拍摄，遭遇拒绝。杰让没有放弃。在蹲守了整整一天后，再次提出拍摄请求。这次，刘翔虽然犹豫却终于点头。在写给我的长信中，杰让抱怨到：“为了短短5分钟的拍摄，我们飞了快半个地球，还被迫和翔之队签订了合同。”

　　奥康的老总王振滔与刘翔的“牵手”过程似乎少了些曲折，结果却更令人唏嘘。他以2000万的代价，获得了30分钟的时间——北京奥运会前，奥康买下了8月21日至8月27日央视和地方卫视的重要广告时段，并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准备了不同的宣传文案——胜，王振滔和刘翔同喊“2008，看中国脚步”；败，口号则变成“脚步没有停，心中还有梦想，你就是永远的冠军”。但“猜中了开局”的他们，却怎么也没有预料到“退赛”这一戏剧性的结局。据悉，在公司年会上，“刘翔的营销教训”成为奥康谈论的重点议题。

　　和奥康一起在广告中消失的，还有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让刘翔的装备从雅典奥运会的起亚、隆鑫摩托大大升级，但也引发了一场有争议的官司。江西一位袁姓男士驾驶凯迪拉克轿车发生追尾，车上六个安全气囊无一弹出。他因此起诉了刘翔，声称自己是看了其代言的广告，才决定购买凯迪拉克的。

　　相对来说，国内一些大型集团与刘翔的合作更为简单。2007年，中国移动斥资1000万签约了刘翔，但过了半年没有动静。这次着急的换成了刘翔师徒。在他们的一再催促下，才匆忙搞了个“黄金联赛出征仪式”。这也难怪，国有企业的内部流程哪里赶得及刘翔的“飞人”速度？

　　最近，一份关于刘翔商业价值的评估报告称，刘翔目前广告价值大概几十万，似乎一下回到了“解放前”。

　　这让我回忆起了当年。刘翔刚刚赢得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并拿下了耐克的30万合同。那是2003年，长沙举行城市运动会，在贺龙体育场附近的训练馆，我成功地发现了目标——刘翔。

　　当时，孙海平正将一个信封塞给刘翔——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开始发红包了？从厚度来看应该有不少呢。后来我得知，那是一叠刘翔的照片，孙海平刚刚在门口拍下的。刘翔二话没说，就奋笔疾书起来。

　　在这个间隙，我成功突破了孙海平的防线，并将刘翔拉到一边。后来在宾馆，我和刘翔有了一次三小时的畅谈机会。在青春痘的衬托下，当时的刘翔做着各种古灵精怪的表情，而这个表情后来只有在他夺冠之后才能见到：

　　“第一次采访我紧张，你兜着点啊。”

　　“没事，我比你更紧张。”

　　“第一次坐飞机习惯吗？”

　　“腿没地方放。”

　　“史冬鹏比你小一岁，你感受到他的压力吗？”

　　“你觉得他比我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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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谈话氛围，让我对第二天的进一步采访心存期待。当我如约出现在宾馆，发现四周鸦雀无声。我小心地把《体坛周报》塞进他住的房门，发现里面传来轻微的响动。我们之间遂有了一次简捷的对话，隔着厚重的门。

　　“怎么了？”

　　“没什么，110米拿了，但接力掉棒了……领导刚才还开会呢。”

　　这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对话。后来，我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追逐者行列中，在无数保安和镁光灯下。但那篇后续报道，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完成，可能以后也再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