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博斯曼法案赋予了球员自由转会的权利，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在自由和贪婪之间，俱乐部和球员为了各自利益的较量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在戴琳利用国际转会洗白之后，立即轻松地脱离辽足加盟申花，再次触动了中国职业足球的敏感神经。

　　博斯曼法案的出台是为了保护球员，避免他们成为俱乐部的奴隶，使得他们可以拥有重新选择未来的机会，在其实施以后，促成了繁荣的转会市场。可是，如今的博斯曼越来越遭到豪门俱乐部的诟病，他们花大价钱买来的球员很可能在合同到期之后突然自由了，无情地抛下他们远走高飞，或者，球员们以此为威胁，逼迫俱乐部提高工资标准，敲俱乐部的竹杠。博斯曼法案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欧洲豪强们，经常为了大牌球员的自由问题伤脑筋。

　　矛盾不断出现，博斯曼法案的副作用正在背离它实施的初衷。当辽足俱乐部、山东鲁能俱乐部和大连实德俱乐部为球员堂而皇之的逃跑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中超中甲俱乐部老总们为戴琳洗白愤愤不平的时候，他们应该为长期以来忽视这项法案痛心疾首，但需要反思的绝对不该是俱乐部一个方面。

　　作为经营者，俱乐部要掏腰包支付成本，作为雇员，球员要付出努力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在经济利益面前，劳资双方天生就是一对儿矛盾的统一体。中国足球的劳资纠纷一直没有间断，而世界足坛其实也基本如此。

　　然而，在博斯曼法案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当中国足球准备彻底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时候，球员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俱乐部的人性化管理与雇员福利保障制度，中国足协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都将影响转会市场的走向。

　　而中超中甲的老板们没有必要愤怒，他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规则，用完善的俱乐部和合理的经济杠杆解决日益严峻的劳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