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超联赛还是半场的休整期，但关于球员转会、试训的新闻不断。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球员在海外联赛并不吃香，但今年却面目一新，大量球员转会或者去海外俱乐部试训。难道是中国球员真的在短时间里脱胎换骨、能力突飞猛进而招致国外俱乐部的青睐吗？

　　当然不是。

　　“逃离中超”实乃逼上梁山

　　客观分析一下就会明白，“逃离”中超的球员也要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对国内足球环境心灰意冷而谋求到海外发展的。

　　迄今为止在海外发展最成功的就是前国脚李玮峰，虽然在国内足坛口碑不佳，但在转会韩国水原三星后，李玮峰有如脱胎换骨，表现出了极强的职业素养，也保持了很高的竞技水平，在素来瞧不起中国足球的韩国足坛，已经打出了一片天地，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李玮峰的“第二春”充分说明了中国足球的环境是限制球员发挥的主要原因。此外，像周海滨、冯潇霆虽然还没完全站稳脚跟，但也都不曾后悔当初的选择。而目前在莫斯科FK队试训的姜宁，也可以归入此列。

　　第二种类型则是属于存心钻中国足球转会政策空子的一族。

　　在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形势下，各家俱乐部的经营更是惨淡，因此有俱乐部上门来买球员，俱乐部当然要开出高价转会费，许多谋求更好发展的球员因为高昂的转会费而痛苦不堪，甚至有的为此过早挂靴。于是才有了“戴琳曲线转会”：今年初，上海申花看中了戴琳，但又不愿意掏辽宁标出的400万转会费，于是和辽足合同已经结束但一直未续约的戴琳神秘消失，去波黑转了一圈之后又成了自由身，加盟了上海申花队。因为试训、转会等与俱乐部闹出矛盾的还有国脚王栋等人。

　　制度缺陷导致“人财两空”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幕场景：一名写字楼的白领，和公司的合同一年一签，公司何时跟你签、签什么样的内容，主动权都在公司，更有趣的是，即便公司不跟你续约，但它依然在30个月当中对你拥有所有权。这样的“霸王条款”在其他行业，大概早就怨声载道、沸反盈天了，但是在中国足坛，这就是球员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个俱乐部有权不和球员签约，但是球员自寻出路，俱乐部却可以收取转会费。

　　国际足联转会制度规定，凡与原俱乐部不再有工作合同的球员都可自由转会到其他俱乐部，前东家得不到任何转会费。在经济全球化、人才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中国足球如果还想坚守原先的“潜规则”就显得太霸道了。

　　今年初，山东鲁能的周海滨“私自”投奔荷兰埃因霍温队，而与此同时，大连实德的冯潇霆也成功“出逃”韩国大邱，中国足协至今对他们“自谋出路”的行为仍未明确表态，可以说足协也心里发虚，知道自己的政策不符合国际惯例。

　　戴琳的转会是给现行转会政策的又一记耳光。戴琳根本就没想踏踏实实地在波黑踢球，但转会上海依然合法，这样的“曲线转会”让许多球员看到了希望：俱乐部不是不按规定及时跟我们签约吗？那我们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就是自由之身，去国外试训、转会绕上一圈，再转回国内自己心仪的俱乐部，你能奈我何？

　　长春亚泰的前国脚王栋近期一直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联队试训，种种迹象表明，他真实的目的是希望转会到家乡青岛；陕西队万厚良租借到韩国的全北现代，年轻球员姜晨也在澳超试训，真实意图也耐人寻味。

　　痛定思痛接轨才是正途

　　在中国足坛，球员无疑是弱势群体。足协扶持俱乐部的厚待本无可厚非，但今时不同往日，国际足坛的交流已经不是职业化初期的状态了。无论是韩国、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南美俱乐部，为了发展以及扩大自己的影响，都有可能将引援的触角伸向中国，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引援往往会带有更强的“自由、免费”性质。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今年球员和现行转会规则间的矛盾才会显得尤其突出：球员质问俱乐部为何不能给球员更多的选择空间，俱乐部则怪罪球员“不按套路出牌”……但实际上，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足协不合理的转会制度。在之前的亚足联年度会议上，亚足联主席哈曼曾提出了一个“一体化”的观点，认为亚洲足球要融入世界足球的进程中。既然连向来强硬的哈曼都无法抗拒全球化、一体化的洪流，中国足协又有什么理由死抱着一个10年前制定的规则不肯撒手呢？

　　更为理性的选择，应该还是彻底废除“30个月”拥有期的相关规定，而不是像之前讨论的那样将“30个月”缩短为18个月或12个月，换汤不换药带来的结果，只能是球员群体更为激烈的反抗，以及球员和俱乐部间更为严重的冲突。

　　其实，国内俱乐部原本不会“鸡飞蛋打”。你既然认可球员的价值，完全可以与球员签订多年合同。当然，中国联赛的管理者更是难辞其咎，很难想象，足球职业化15年了，转会规则还是丝毫没有要和国际接轨的迹象，正是他们匪夷所思的“不思进取”，才造成如此尴尬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