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密访亚锦赛“黄牛党”

　　只要有大型比赛或者演唱会的地方，总会有票贩子——“黄牛党”的身影。但是，这群人的生活从来不被大家所熟悉，他们就如“余则成”一样潜伏，让人充满着好奇。本届男篮亚锦赛，对于天津的票贩子是难得的发财机会。

　　要价200元接受采访

　　一直认为采访黄牛党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们通常把自己看成是反面人物，不愿意被曝光，当然这个行当涉及了各个方面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天津的黄牛同样如此，每当看见记者路过，总会热情地凑上来收售门票，而一听说是要采访他们，就作鸟兽散。不过也有几个声称愿意接受采访的，但是他们的开价着实太高，最少也得200元现金，不要钱的就要门票。

　　屡屡受挫后，记者终于找到了办法——错开卖票高峰，找单独活动的黄牛。因为这些人大多相熟，如果被同行看见有“出卖”情节，以后在圈子里面就不好混了。于是等到昨天下午的第二场比赛开打后，记者再次出动。这个时候基本没人会来看正在进行的比赛，而离晚上中国队对阵黎巴嫩也还有两个多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在体育馆门口的马路边发现一位手里拿着一叠票的中年男子，在记者许诺了不拍照的前提下，采访得以进行。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太阳直射的街沿上，开始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对话。

　　300黄牛为票源争斗

　　听说记者是四川过来的，黄牛居然一下子就猜出了记者的单位。“搞我们这行的，和媒体很熟，我在这边就有好几个报社的朋友，有活动他们必然会先通知我。”他开门见山地进行了自我介绍，“我当黄牛已经十多年了，自下岗后就以倒票为生。收入还算稳定，每年有六七万吧。倒票当然辛苦，你也看到的，只要有比赛，每天从早到晚就守在这门口。”说到天津黄牛党的情况，他默算了几秒钟说：“有三百多人吧，大

　　部分人都相互认识。我们平时就做体育比赛和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偶尔也去凑凑京剧演出这些小场子的热闹。总体来说，体育占重头。天津泰达的中超上座率不错，其他就没有很固定的比赛了。”

　　记者发现，虽然黄牛党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为抢客人发生过争执。“行有行规嘛，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表面上都很和谐。竞争肯定是有的，而且很激烈，主要是在票源上。赚钱的根本，是你能够拿到大量的赠票和低价票，不在于你现场去多抢了几个人。”黄牛停顿了下，看看四周没有人，继续说道，“说白了，要靠关系。任何活动和比赛，像政府机关、媒体、赞助商等等，都是有免费票的。而且不管赠票也好，工作票也好，全是好位置。黄牛要靠这些渠道拿到票，所以平时很需要维护这些重要的关系。现场收票再倒的情况，毕竟只是少部分。”

　　至于倒票行为会不会受到有关方面的打击，他表示：“只要不卖假票，没有影响比赛的正常秩序，就不会有人管。大家都要吃饭嘛。”

　　亚锦赛十天收入上万

　　最后谈到了本届男篮亚锦赛，黄牛认为票房不如预期：“观众不够踊跃，除了上周六中国打卡塔尔那场基本爆满，其余时候人不多，有时看上午比赛的还不到一百人。时间安排很重要，中卡之战就是因为在周末，昨天（周一）对阵阿联酋的票，我们都是倒贴着卖的。今天这场现在照原价卖着，等比赛开打了，我手里的这些面值120元的票，就只能以五六十元的价格尽快出手了。”

　　网上有文章说决赛的门票很抢手，低价位的票已售罄。记者专门去售票点询问，的确现在只剩不多的500元的票，靠边的300元的票已经卖完了。黄牛对此却不以为然：“其实他们也算票贩子，不同的是实力雄厚得多。他们以打折价包下票来卖，怎么个卖法还不是自己定。按照规律，所谓的票务中心绝对不会一开始就把低价票卖完，而是先推中等价位的，造成票很抢手的假象，高价位票的放票速度要盯着市场行情决定。我手里现在就有决赛的门票，最低400元，最高2000元，是内场票（正面广告牌后的临时座席），目前都是加了价卖的。”

　　记者让黄牛大哥预测一下亚锦赛这十天下来的收入，他说：“六七千随便有，应该可以上万，其他做得好更不止这个数。但是不能只算十天啊，我们都是从组委会放票开始就提前做准备了，大概得有一个月了吧。”记者问他是不是有兴趣看看最后的决赛，他说：“我自己应该会去看的，因为对体育比较喜欢。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上次王杰在北京开演唱会，我就自留了一张VIP，他可是我的偶像。”

　　本报天津专电记者徐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