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帆

　　今天，辽宁有这样一支运动队———

　　陪练最多、编制最多、大赛机会最多、获得奖牌数量最多、拥有独立食堂……这支拥有以上特殊待遇和骄人成绩的队伍，便是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宝贝疙瘩”———女子柔道队。

　　30年前，女子柔道还是辽宁实力最弱、队员最少、待遇最低、最受冷落的项目之一。“那时，要人难、要编制难、参加比赛更难，训练条件也差得很，奥运冠军，连想都不敢想！”主教练刘永福感叹。

　　是什么让它从辽宁体育的“配角”成长为金牌大户？变化动力源自于那场顺势而生的改革。

　　两封信打响改革前奏

　　20世纪70年代末，一封寄自省运动技术学院的信放到了辽宁省体育局负责人的办公桌上，写信人署名：大院教练。

　　“内容是关于辽宁体育发展方向的建议”，竞技处处长韩毅回忆，“多名教练联合署名，建议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具发展潜力的项目上。” 当时的辽宁，竞技体育尚处于被动、自由发展阶段，实力难与山东、上海等体育强省（市）抗衡。作为辽宁体育摇篮的运动技术学院也了无生机（在辽宁，所有的省级运动队都隶属于该学院）。

　　当时，拿到第四届全运会摔跤亚军的刘永福刚刚退役做了女子柔道队主教练。“那时，每个运动队每天训练半天，下午自行安排，没有成绩要求，没有指标规定，对付一天算一天……”刘永福想编本柔道训练手册，可有人笑话他说，“编那玩艺儿干嘛，难道你还想拿世界冠军？”

　　如此局面，让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教练员失望。于是，有人转行，有人退休，有人退居二线。部分仍在坚守的教练开始思考辽宁体育的未来。因此，有了上面那封信。

　　但是，受时代和客观条件影响，教练员们的美好愿望最终与那封信一起石沉大海。

　　这种状况持续到了80年代。此时，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中心任务，辽宁“脉搏”与国家同步。运动场上，辽宁同样希望出现飞跃发展。

　　一场旨在改变辽宁竞技体育面貌的改革开始酝酿。省体育局开始向方方面面征求意见。

　　于是，有了运动技术学院教练寄往体育局的第二封信。在信上，刘永福和30多位教练联名提出：东北人体格健壮、力量性强，适合发展重竞技项目……

　　最后，经过论证，辽宁确定以重竞技项目为突破口，打开辽宁体育发展局面，并以此为契机带动其他项目发展。

　　1988年，刘永福带出第一个奥运冠军李忠云，随后是庄晓岩、孙福明、袁华、杨秀丽……

　　今天，辽宁已形成以女子柔道、摔跤、拳击、皮划艇和田径等项目为龙头的竞技体育发展格局。

　　马拉松队来了位主教练

　　1982年3月，辽宁省马拉松队来了一位陌生人。

　　对于他的到来，很多人不服气。“这个人一没文化，二没成绩，三没资历，凭什么就能当上主教练？！”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辽宁选择他是正确的。因为，短短10年内，他为中国带出了一批世界级中长跑名将。

　　这个人，就是马俊仁。

　　翻开马俊仁的简历会发现，1982年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他从鞍山市中学体育教师的岗位上“跃升”为辽宁省马拉松队主教练。此后，平步青云，1998年成为辽宁省体委副主任……

　　其实，1982年不仅是老马的人生转折点，也是辽宁体育发展的拐点。

　　这一年，影响辽宁体育数十年的改革全面铺开。中共辽宁省委批转“辽宁省体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加速发展体育事业。随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到省体委视察工作，提出把辽宁建成全国体育基地之一。

　　如何实现目标？有人提出，要改变运动员选拔体系；有人建议，要制定体育人才扶持办法；还有人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引进人才……

　　最后，教练员被确定为接受“手术”第一刀的群体。

　　“当时，很多人疑惑为何教练员会成为改革的 首选群体”，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孙凯说，“原因很简单，教练员不行，怎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

　　主教练负责制开始在辽宁推行。主教练由训练单位聘任，实行竞争上岗，明确目标、职责、权利，并签订合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竞聘各个项目的省队教练。但是，如果不能达到合同目标，就必须“下课”。

　　马俊仁就是从上千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的。“那时，他只有高中文化，很多人认为用他简直是开玩笑。”孙凯说，但是，马俊仁有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这是为什么选择他来做这个主教练的原因。”

　　随着聘用制全面推行，数百名基层教练被选拔到省级运动队担任教练。同时，竞争机制的引入，与成绩直接挂钩的考评方式，让辽宁体育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与激情。

　　65岁的足球教练金智荣回忆：“田径场开始变得拥挤，原来，足球队不愁没场地，可那之后，各级别田径队争着用场地是常事。”

　　“不仅如此，如何搞好训练也成为教练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刘永福说，在运动技术学院著名的荣誉大道两旁，每天傍晚都会聚集许多年轻教练互相交流训练心得。

　　原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院长崔大林就曾评价：“当时的学院集中了全省最优秀的教练员，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为辽宁体育整体实力的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编制没编制就是不一样

　　柔道馆内，一个角落里，杨秀丽正和4名男陪练一一过招。

　　与以前相比，这位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的生活有了两大变化：每天可以去“冠军灶”吃饭，且拥有了运动员编制。

　　25岁的杨秀丽，老家在距沈阳数百公里外的抚宁市农村。从14岁被选中，她到训练中心已整整11年。在专业运动队，谁有编制，谁就有基本工资、补贴和福利待遇，也就拥有了更加稳定的生活。这对大多数运动员而言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但是，如果成绩下滑厉害，她的编制也可能被取消！“只有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或者运动队整体成绩特别突出的才会有编制，”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现任院长姚守齐说，“其他运动员都处于随时流动状态。”

　　其实，所谓“编制”指的是辽宁实行的“效益配编”。这种模式是根据运动队和队员取得的成绩配置编制，成绩好的运动队编制就多，相反就会越来越少。而这种模式正是辽宁体育改革挥出的“第二刀”，其目的是为了激发运动员的激情与活力，增强运动员之间的竞争。

　　这一“刀”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运动员把每天的训练当成比赛，把每次比赛当成人生的转折机遇去拼搏。

　　姚守齐记得，以前运动员喜欢在训练时打打闹闹，训练完后便一走了之。然而，在效益配编之后，可以常常在训练馆里看到自觉加练的队员，甚至有运动员因为训练过猛导致伤病。“改革确实使每个运动员都铆足了劲！”他说。

　　现在，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内的数千名运动员中，只有不到千名的运动员有编制。目前，许多没有编制的运动员都在备战即将到来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那之后，新一次的配编就将展开。

　　改革仍是“进行时”

　　7月2日，北京奥运会一周年前夕，孙凯收到了来自国家体委的一份“礼物”———一座微缩的中国鼎，鼎座上刻着一行字“北京奥运会突出贡献奖”。

　　200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斩获51枚金牌。其中，辽宁体育人夺得8金、12银、5铜，再次写下了辽宁竞技体育史上精彩的一笔。

　　高兴之余，辽宁人也看到了数字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所获奖牌几乎全部来自重竞技项目，如柔道、摔跤、拳击等，在技巧和田径上，表现平平，体操、射击、跳水等更是无人参赛。

　　究其原因，孙凯认为，这是由于在过去30年中将重点放在了重竞技项目，其余项目投入明显不足。“竞技体育取得突破后，项目应协调发展，形成由点到面，由‘少强’到‘多强’的状态，巩固优势项目，培育新的金牌增长点。”

　　不仅如此，人才流失也是辽宁体育面临的难点。

　　“辽宁人‘打’辽宁人的问题很突出!近年来，辽宁体育涌现出大量优秀人才，但不少运动员、教练员被外地挖走，因此如何留住人才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之一。”

　　孙凯认为，辽宁不仅要为全国输送人才，同样自己也需要输血，“尤其是一些弱势项目更是如此。”

　　为此，辽宁决定，在接下来的改革中，为教练员、运动员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在过去“依靠政策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靠环境留人”。

　　在硬件上，与其他体育强省（市）相比，体育场馆落后已成为影响辽宁体育继续发展的难题之一。目前，投资20亿元的省体育训练中心已经开建。在软件上，辽宁省已加快运动员保障机制、后备人才输送机制的建立，力争为更多项目提供更优越的发展环境。

　　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