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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队仓促上马
16年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成立,时任先农坛体工大队党委书记的刘文雄出任俱乐部首任总经理。16年后,国安终圆夺冠梦。北京队和国安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中国足球改革的那一年,北京队经历了哪些震动?1995年国安和体委“分手”后又发生了什么?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刘文雄心中满是感慨。
“1992年提出足球要俱乐部化,北京市体委也接到了任务。”刘文雄回忆说,“当时负责足球具体工作的,有负责男足的杨祖武和负责女足的王海鸣。
回忆组建前期,刘文雄连说“仓促”。“1992年说要改革,1993年就是全运会年。1993年10月在大连开足代会,足协问起筹备的进展,大部分俱乐部根本没准备好,有一个俱乐部才刚把地征了。结果足协急了,就给了死命令,说是12支甲A球队必须在年底前组建好,1994年甲A联赛就必须开打。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组建,成立了北京国安俱乐部。”刘文雄说。
国安脱颖而出
16年前,国安并不是惟一。
“当时有4家企业有合作意愿。”刘文雄说,“一家是香港公司,他们提出的条件很好,但对效益的要求挺高。另外还有一家私企,我们觉得长期合作不够稳定。剩下的就是中远和国安。”
为什么选了国安?刘文雄笑了:“当时我和杨祖武一起去和中远谈。他们领导上来就问我,什么时候能盈利呀,5年够不够?这个问题,我真回答不了,改革刚刚开始,怎么给人家承诺?自己心里都没底呢。所以,最终选了国安,因为他们想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的态度,让人放心。”
探索磨合前行
就这样,北京男足和国安走到了一起。但在组建初期,并非一派和谐。“球员和教练过惯了在先农坛体校踢球的日子,国安俱乐部加进来,节奏肯定就得变了。”刘文雄说。
1994年的国安俱乐部,有两个管理层。一个是董事会,国安和体委各出1人,统筹规划。另一个则是经理层,由体委出人。这样,刘文雄就成了国安首任总经理。刘文雄说,“人员配好后,就该制定具体的细节了。比如工资、目标、训练手段。而这方方面面,都有着分歧。”
比如工资,当时足协给了指导价,是达到中外合资企业的平均工作水平,也就是2000元左右。很多俱乐部在此基础上翻了番,国安自然也不能定得太低,可这样一来,足球队员的收入就比其他运动员的收入多了很多。再比如目标,组建时,北京队成绩在全国6到8位,而国安希望每隔几年能有点提高,但这显然又不是那么简单。
改革终成正果
1995年,足球改革继续推进,12家甲A俱乐部全部和所在地区的体委分离,国安俱乐部也和北京市体委分了家。当了不到两年的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刘文雄卸任了。
“大潮流就是这样,也不舍得呀,但还是这样离开了。不过离开之后,我一直还是挂念着国安,一直为他们暗暗加油。”刘文雄说,“这次看到他们夺冠,很高兴。16年的努力,终于拿回了联赛冠军,这种拼搏精神非常可贵。国安俱乐部做得很好,两大老板都勇于改革,勇于承担责任,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选国安,果然没错 。”
本报记者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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