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运会上，史琪玩了一票：他成为俱乐部代表省队参赛的第一人。买马、赛马之余，他还要照顾自己的生意。

　　本刊实习记者 朱汐

　　这已经是史琪第二次出现在全运会马术场地障碍赛场。广播里介绍着他的资料：史琪，39岁，坐骑叫Bugatti，8岁的温血青花马，今年刚从比利时购得。

　　比赛分两组，10月25日上午是难度较低的一组，史琪在湖北队最后一个出场。前几个障碍，他轻松越过。中间只出现了两次情况，一次是撞落障碍物，一次是过8号障碍的时候，Bugatti拒跳，从障碍物边上绕过。

　　上午比赛结束，湖北队成绩和上届一样，位列第五，和第四名就差1分。穿过看台区，史琪和妻子王蔷被圈内的朋友们叫住，大家聊得开心，还约了晚上一起喝酒。

　　谁知下午风云突变。先是队中经验最为丰富的张可遭遇了爱马U-prova的两次拒跳被淘汰，随后出场的史琪和Bugatti也遇到类似情况。当广播宣布了“被淘汰”的结果后，Bugatti心情急躁，在场地中转了一小圈。史琪俯下身拍拍它的脖子，不停地安慰它。“但这不怪马，怪我。”说这话时，史琪已经回到了北京，在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的室内馆里，进行雷打不动的马术练习。史琪所在的是全运会唯一一支由俱乐部构成、代表省队比赛的队伍，他的正式身份是几家企业老总，但他更喜欢的是骑马。他和他的俱乐部，是在泪水中起步的。

　　2001年10月，史琪和王蔷签约经营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时，这里只有9匹马，员工和会员加在一起才20多人。年底第一次和会员一起办圣诞Party时，谈起现状，还有未来，身为总经理的王蔷哭了，“那时国内的马业几乎还没起步，非常艰难。”

　　2002年，王蔷决定带领大家举办全国比赛，最终，比赛遭遇了赞助商撤资，王蔷开着车泪雨滂沱。

　　2004年的一次聚会，有人提到要打全运会，史琪第一个表示支持。总教练张可却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顾虑：八运会期间，他曾与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的队友共同代表北京队出赛，但赛后俱乐部倒闭了。“经营马场的成本很高，天星调良能一直良好地存活下来吗？”这是众人心中潜在的疑问。

　　但大家还是决定再试一次，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挂靠的队伍。最终，马协秘书长常伟将俱乐部介绍给湖北省体育局，恰逢对方有意于组建一支队伍参赛，于是一拍即合。

　　2005年春节，王蔷、史琪和其他四名骑手赴欧买马。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支持，所有付出都是马场承担。当时王蔷怀着身孕，在欧洲奔波让原本没有孕期反应的她感觉强烈的不适。“只能吃下冰激凌”的王蔷带着众人辗转了三个马场买马。住不起160欧元一天的旅馆，他们只能住在离马场颇远的地方，吃不起餐馆，他们只能天天下厨包饺子吃。费尽周折，他们终于在荷兰选定了各位骑手满意的马匹，交了定金，办好了手续。

　　但5月马匹来京那天，发现麻烦还在后头。协议上商定的两名随行兽医没有来，对方出具文书上还少了两条关于马鼻肺炎疫苗注射的说明。由于缺乏这两条说明，马匹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一直被装在箱子里吊在半空中无法落地，“要么运回去，要么就地销毁。”王蔷急着和有7小时时差的荷兰方面联系，身怀六甲的她急得躲在检疫局的走廊角落里哭。

　　种种波折，让史琪对比赛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比赛并不是为了成绩和名次，而是为了检验。”对于合作伙伴湖北体育局，他也满心感激，“我们的合作关系很平等，天星没有要求湖北方面投入人力物力，湖北队也不对天星提出具体的成绩要求。”

　　比赛之余，除了史琪要打理自己的生意外，天星的其余三名骑师都在马场有着各自的工作。“他们每人都要调教五六匹马，都是各马主的马。平时马主要来骑马时，他们也要负责教马主骑乘。”

　　王蔷认为，这样才是马术比赛应该有的样子，“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因为爱好聚到一起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