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花牵手上海足球，远远早于1993年申花俱乐部挂牌，也就是说在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前就曾有过一个“前申花”。

　　作为当时上海足球主教练，“小诸葛”王后军怀揣职业足球改革的详细计划报告，为什么最终没有继续带队而是另起炉灶？王后军和徐根宝之间，又经历过怎样的恩怨情仇……本报记者登门专访王后军，听他讲述职业足球发展中的那些人与事。

　　走职业化 我跟袁伟民争过

　　Q：按照你的说法，上海足球和申花的合作远远早于1993年？

　　A：是的，而且准确地说全国专业足球里，引进企业赞助的，我们上海足球队是最早的。记得一开始是金星，这是上海当时的名牌了，后来桑塔纳、凤凰自行车、神州电器也就是神州热水器，然后就是郁知非的申花赞助，申花是黄浦区的企业，当时黄浦区的领导重视足球，申花以后才引进的阿克发……和申花合作的时候，我们上海队还拿过足协杯冠军。

　　Q：引进赞助，可以说是职业化的序曲，这是上面的意思？大气候？还是你个人的感悟？

　　A：早在20多年前，我就知道这条路非走不可，我接触的所有境外同行都说，中国足球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搞职业化，因为全世界业余足球能搞上去的，没有过！连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要是不搞职业，国家出钱扶植足球，也一样搞不起来。我们当时已经讲奥运布局、全运布局，但靠国家拨款，也就是养一个少体校，虹口、杨浦、普陀后来再加一个闸北，每个区搞一两个足球重点小学，到顶了，这样能出多少人才？

　　Q：但是直到现在，举国体制专业培养模式也出了不少人才啊？

　　A：大约1986年的时候，我和袁伟民发生了一次争执，他提出：中国女排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成功，为什么中国男足就不行？我说这有个本质区别！举国体制搞好成绩的，都是国外没怎么搞职业化的，女排在国际上的对手都是业余队！足球，我们拿国家专业体制对抗人家现代的欧美职业俱乐部，行吗？运动项目，只要是国外开展职业化比较好的，我们国家有过优势吗？没有！只有劣势！

　　Q：尽管这样，还是一直拖到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

　　A：这一点，还是有当时社会大气候的原因，“南巡讲话”的精神贯彻下来，关心体育的中央领导都表态了，胆子大些、步子跨开……才下决心开始搞职业化。足球搞市场经济，首先考虑有没有市场？能不能形成“市场经济”？形成不了市场，只能走专业模式。但足球是有市场的，当时巴西已经把足球当做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了……1992年的时候，我们足球的水平还在提高，市场正在形成，那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对体育运动已经有了追求，客观条件也完备了。

　　Q：职业化进行到现在，似乎背离了原来的方向……

　　A：要讨论这个话题，就要先搞明白一个问题：中国足球为什么走职业化道路？就是围绕解决一个运动员吃大锅饭，卖不卖力的问题？不是！我认为中国足球当时搞职业化有两个目标：一是竞技层面，通过市场经济运作，把足球水平搞上去；二是社会意义层面，身体健康，满足老百姓社会文化需要。足球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成为健康、崇高的职业，让广大青少年羡慕、追求、参与，基础扩大，再从中选拔出高水平的球队，这才是办职业俱乐部的初衷！

　　我对领导有一句话说过分

　　Q：你当时就深思熟虑了职业化的问题，那为什么后来申花俱乐部成立了，你反而离开了呢？

　　A：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阿克发的进来。前面说过，很早以前，我就写了一份组建职业俱乐部的意向、规划，或者叫可行性报告，当时是得到市里和区里领导一致认可的，在1992年的时候我想把它付诸行动了，当时我们还是申花赞助。但当时，支持我们合作的区领导去国外进修了，我的计划没得到上面的回复，郁知非那里也没回复，一直等着没消息，德国胶卷企业阿克发找上门来了……

　　Q：在已经和申花进行了合作，而且领导支持的情况下，为什么转向了这家外资企业呢？

　　A：很简单，人家的赞助费高。之前神州赞助我们，一年20万元，申花接过去也是20万，阿克发一年给100万港元，没任何附带要求，比以前翻好几番呐！而且别人赞助都是分几次打款，比如说一个季度打一点，阿克发是一次性打来……我要尝试职业化，首先要提高队员待遇，而且当时最主要是领导的关照没有下文。

　　Q：那在领导层面，你下决心前有没有做过工作？

　　A：做过，我和区体委的一位负责人商量过，把情况摆明，我想要搞职业俱乐部，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现在有那么一家德国胶卷企业，赞助金额远远高于申花，怎么办？他表示支持：我们总归走市场经济喽。我说就是申花那里合作得也挺好，回绝他们很不好意思，开不了口，那位负责人说他去沟通……事后看，还是没沟通好，在领导那里可能也产生了误会。

　　Q：突然想起来一种说法，当年都说换下王后军，是因为上海足球队内纪律性不强，不够硬……

　　A：这一点，当时一位市里的领导说得很中肯，“王后军，你做教练样样好，就是对队员太好！”他就是说我不够严格。我当时怎么想？想严格，但没有严格的条件，当时什么待遇啊？我对他们狠，到后来消极怠工，反而不好。我对你们好，以心换心，感情投资，严格训练都是为你们好，你们能理解，就这样做，也没什么扣啊罚啊……

　　Q：但后来还是产生了误会，尤其在领导层面，你也没进行解释或弥补吗？

　　A：我这个人，可能是性格决定的，也可能是经历的缘故。30出头当运动员时，我已经在构思教练怎么当，我的前任，包瀛福指导也好，方韧秋指导也好，他们都承受过压力，叫你这样做，那样做，你违心做了，成绩不行了，责任还是你的。所以我下决心，我认为对的，就执着地去做，对上对下都不搞两面派，只要对事业忠诚。但这样思路带队可以，人际关系就不行了，比如说到关心我的一位领导，1993年的时候我对他说了句：“带球队我是专家！”现在想想，当主教练10年，承受了多方的照顾，领导对我一直很信任，他们对球队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的，我这句话说过分了！

　　和根宝的矛盾 那是记者编的

　　Q：你离开了，另一个名字登上了上海足坛，那就是徐根宝，不可避免地站在了竞争的对立面，而且在申花俱乐部挂牌伊始，一下走了7个队员，当时大家都猜测，他们是不是为了跟着你走？

　　A：确认我下来的时候，我特地把球员们召集起来关照他们：“我和大家这么多年，感情都很好，现在我没法给大家更多利益，只有站在深厚感情的基础上奉劝大家，当新的事物来临时，你们只要能踢下去的，我建议你们还是踢下去，接受我们中国足球事业新的开始……”后来走那么多人，最主要还是因为体能测试，他们没法踢了，只能去打乙级。

　　Q：但是后来松日什么的合作都无疾而终，印象中你们俩总是难以合作，有些矛盾？

　　A：呵呵，和根宝的矛盾，那是记者编的，媒体炒作的需要嘛。我们对足球确实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但还是能在一起研究一些足球的问题，比如去松日，也是他邀请我，后来回来别有原因。就连他去崇明搞基地，也专门找我商量过，我也很坦率讲了优点、问题……比如我就觉得铺得太大，以我的经验，一个年龄段出5到6个人才，很了不起了，他招100个同年龄段的，能出几个，值得投入那么大吗？当然，这些年根宝很不容易，而且说到底，我们都是一辈子吃足球饭，都是对足球有真感情的……

　　Q：今天他们取得了成绩，你又怎么评判？

　　A：这些年我也在基层小学搞足球，在我力所能及的层面努力，根宝的辛苦我多少也有体会。他们取得全运会金牌，目前还是U20层面的，我觉得，这是完成了替代过去“少体校”的作用。我在做的，是延续过去区少体校和重点足球学校的作用。但这些还不够，现在不是提整合吗？确实需要把这些资源都整合起来。

　　Q：回到申花的话题，申花俱乐部的成立，确实一度改变了上海足球的面貌，让人产生了憧憬。

　　A：我记得很清楚，申花成立后给运动员的收入提高了，当时很多队员到我家里来都很开心，像刘军说能拿到3000元工资（注：应为1995年收入水平），比以前多很多，开心死了，另外还有奖金。以前呢？工资加赞助费，1000元不到。那时还是健康的，没搞之前我就说，搞俱乐部，主力队员能拿到8万到10万元，运动员就很开心，很满足。

　　Q：但问题是这种满足不是很长久的，然后各种问题就产生了。

　　A：是的，记得好像是前卫寰岛进来之后，市场就乱了，他们拿着大把的钱买球员，自己没有后备力量。那些传统的球队，梯队、后备力量也不搞了，就是买人，攀比薪水，我们的少体校也把足球这块砍了，二线队员全部转到浦东、豫园队，省下钱搞全运战略用到其他项目去了，然后区一级也没积极性了，这是鼠目寸光！这个时候我已经退下来了，生气也没用。

　　Q：从“前申花”到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回顾往事，你怎么评价作为教练的价值？

　　A：还是那位市领导说过一句话：“王后军，你做教练太老实。”我当主教练10年，上海队一直具备拿联赛冠军实力，没拿到，也是吃了太老实的亏。那些“好成绩”、“辉煌”怎么来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和北方一支球队比赛，对方球员直接跟我们球员说：“你们还拼什么，今天还想赢球？你去闻闻，裁判嘴里的啤酒味还在呢……”但是，直到今天，我还可以说，我没有做过损坏足球事业的事，不会在做人方面有问题，这是我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