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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斗士批足协袁伟民不作为 中国体坛风气太差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作者:徐友龙
2009年12月02日19:50

  “当年扫黑流产,袁伟民和足协主观上不想作为”

  观察记者:你的这一认识和看法,有没有具体的事例?

  陈培德: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运动,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对此深有体会。

  “甲B五鼠”假球案件发生以后,足球打假扫黑风暴开始,其中牵涉到浙江的绿城,我们浙江省体育局多次向国家总局反映,从下面来助袁局长掌门的国家体育总局一臂之力。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我们就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爆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

  我们支持中国足协对假球的打击,同时建议中国足协要打假、扫黑、反贪三项任务一起抓。我们提出了“中国体育反腐败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以甲B为突破口,甲B反腐败以绿城为突破口,以此开垦中国体育反腐败的处女地”的“策略”,愿意全力配合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的工作。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比如,袁伟民局长为准备首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而亲自到上海召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浙江省体育局却被拒之门外。

  而事实上,上海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分管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以国务院为名义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这个经六省一市体育局长签名的建议信最后通过国家体育总局转给了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责成国家体育总局筹备会议。于是就有了为筹备会议的上海座谈会。

  有着上述缘由的座谈会,浙江省体育局没有受邀参加,实际上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浙江省体育局通过上海市体育局给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发去了贺信。“相信浙江的无缘赴会不至于是因为浙江的直言无忌所致”,我们在贺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五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当时的中国足球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事,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居然没有为此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我当时说过的“全国反腐败,足球还剩下惟一一个处女地”,很遗憾的是,这块处女地最终没有得到应有开垦,也让当时势头较好的足球反腐败,最终变得虎头蛇尾。

  观察记者:我们注意到《南方人物周刊》对袁伟民先生的采访中,袁伟民关于为何自己的书中回避了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对于这段解释,你有何理解?

  陈培德: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关于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了,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当时,应该说,足球的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出现了《“黑哨”绝不能自由泛滥》等“要求司法介入足坛进行打假扫黑斗争”的提案,而且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份量极重地一致声讨体坛腐败。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呼吁司法介入。最轰动的则是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毛昭晰的提案,这份《坚持体育道德,树立良好体育形象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的议案,引起的反响空前: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腐败”。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虽然说司法介入后,出现了袁局长所说的“已经超出足球本身”,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推动这件事的,但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浙江省体育局反而成了另类,受到了挤压。甚至在媒体上出现了“体育总局某人士”责难,指责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无组织、无纪律等颠倒黑白的言论。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从袁伟民这本书上所披露的来看,可以肯定,推动不了“反腐败”的根子,就是我们的老上级—袁伟民局长。他就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蹋下来,也要你去顶着”,似乎与他中国足协主席无关。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应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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