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历史镜头
2002年1月6日下午4点半，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与陈培德在杭州就中国足坛打假扫黑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张照片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足球打黑的历史性一幕而被定格。但如今复盘，当时的足协行动形式远远大于了内容，失望多过期望。
最新出版的《观察与思考》杂志2009年第23期刊登了《陈培德有话要说 谁让中国足球变得丑陋》，现全文转载如下：
《观察与思考》记者 徐友龙
从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以及刘延东国务委员等高层集中高频地论及中国足球，到全运会期间的体坛丑闻，再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出版《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和公安部掀起的中国足球反赌风暴，体育界的诸多热点，让67岁的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坐不住了。这位“中国足坛反黑第一斗士”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有话要说，而且我就想通过你们杂志说。这样可以说得透一点。”11月3日，陈培德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袁伟民该烂在肚里的
说了，该说的却没说”
记者：前段时间，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受到广泛关注。全国的媒体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热点”。我们注意到了，就在近日杭州的报纸上，也刊发了你的一些针对袁伟民的质疑文字。你为何会有这些质疑？
陈培德：我觉得，袁伟民那本书，最大的败笔在于该说的没有说，不该说的却说了。书中披露了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先生在投票策略与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等问题上，与体育总局领导层存在的重大分歧，指责“中国申奥之父”何振梁。我认为，这很荒唐。按照何先生后来的回应，最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选举是“无记名的投票”，谁都不知道，袁局长是如何知道的？而他书中说的其实是候选人的投票问题，身为正部级的体育总局局长难道不知道，这是中国的外交策略？受袁伟民出书的诋毁，何振梁不得已在媒体上说出了真正的内幕，即在候选人投票时“支持一个，稳住四个”的策略。这不是逼着人家泄露中国的外交秘密吗？
除了上面该烂在肚子里的事，他说了；该说的，这位高级干部却没说。什么是他该说的？我认为就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他在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时，当年从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扫黑”这个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为何不了了之了的那段历史。足球裁判收黑钱吹黑哨的丑恶行径败露后，应该说，当时的情形还是给了希望的：龚建平自首，绿城自爆家丑，浙江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全力配合……可是，弄来弄去，最后，足球“打假扫黑”却不了了之了。这么荒唐的结局，曾经让多少中国人失望！满以为这样的内幕，袁先生会有所交代。可是很遗憾，没有。
该烂在肚子里的被歪曲地披露了，该给读者交代的却极力回避，这样的书，究竟是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按他自己所说的“只想着把一些重大事件反馈出来，而且讲一些经验教训”，那么，是发生在中国体坛上的、曾经轰动一时的足球“打假扫黑”事件还不够重大？还是当年的不了了之对当下依然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没有任何经验教训可言？我觉得无论怎么看，都不合情理。
记者：袁伟民这个名字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家喻户晓了，又是你的老上级。现在媒体上评价你们二位在大打“口水仗”，你们之间以前有大的冲突吗？
陈培德：我们没有过任何利益上的冲突。对于袁伟民，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我敬重的一个兄长、领导。特别是他曾经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这点看，他简直就是一个民族英雄。我认为他至今仍然处在中国教练员的巅峰地位，因为还没有一个教练员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创造过五连冠的成绩。而且，袁伟民带领团队还创造出了宝贵的中国女排精神，后者比五连冠成绩本身具有更大的价值。在这方面，他功不可没，堪称中国体育界的巨人。另外，他进入政界，一下子从副处级连跳数级提拔为副部长级、正部长级的高级干部后，也是兢兢业业，也是全力以赴，也是想把中国体育事业搞上去，主观上是努力的。比如，他对反兴奋剂的作为，我是见证人，我认为他是真反。他对兴奋剂丑闻是深恶痛绝的。
他还是一位福将，并在任上做了不少推动体育发展的工作。从悉尼奥运会到雅典奥运会，再到去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总数分别位居世界的第三、第二、第一位，中国体育成绩快速往上走，实际上也是袁伟民任国家体育局长时所取得的成绩或打下的基础。
但是他主观上的努力，没有完全给他带来所希望的客观结果。这是因为他这个人最大的不足，就是他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其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还是有不足的。见事迟，反应慢。另外，和总局的老领导及班子里的成员关系不太好。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教练员直接转任高级官员的“先天不足”所造成的。在具体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成绩，并非一定要给他们戴上乌纱帽，让他们去做一件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行政管理工作。在专业领域是优秀的，在管理岗位上很可能就不那么优秀了。中国官场上的不少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袁伟民的不足，根子是政治体制上的缺陷。
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的中国足坛反黑风暴中，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的就是，袁伟民局长没有正确对待足球的腐败对中国体育的伤害，对中国民众热情的伤害，反而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这种处事方式让中国足球丧失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也留下了隐患。
“当年扫黑流产，
袁伟民和足协
主观上不想作为”
记者：你的这一认识和看法，有没有具体的事例？
陈培德：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运动，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对此深有体会。“甲B五鼠”假球案件发生以后，足球打假扫黑风暴开始，其中牵涉到浙江的绿城，我们浙江省体育局多次向国家总局反映，从下面来助袁局长掌门的国家体育总局一臂之力。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我们就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爆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
我们支持中国足协对假球的打击，同时建议中国足协要打假、扫黑、反贪三项任务一起抓。我们提出了“中国体育反腐败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败以甲B为突破口，甲B反腐败以绿城为突破口，以此开垦中国体育反腐败的处女地”的“策略”，愿意全力配合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的工作。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比如，袁伟民局长为准备首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而亲自到上海召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浙江省体育局却被拒之门外。
而事实上，上海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浙江省体育局在温州做东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协作会。会议根据我的建议给国务院分管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以国务院为名义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这个经六省一市体育局长签名的建议信最后通过国家体育总局转给了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国务院领导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责成国家体育总局筹备会议。于是就有了为筹备会议的上海座谈会。
有着上述缘由的座谈会，浙江省体育局没有受邀参加，实际上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浙江省体育局通过上海市体育局给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发去了贺信。“相信浙江的无缘赴会不至于是因为浙江的直言无忌所致。”我们在贺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五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当时的中国足球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事，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居然没有为此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我当时说过的“全国反腐败，足球还剩下惟一一个处女地”，很遗憾的是，这块处女地最终没有得到应有开垦，也让当时势头较好的足球反腐败，最终变得虎头蛇尾。
记者：《南方人物周刊》对袁伟民先生的采访中，袁伟民关于为何自己的书中回避了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对于这段解释，你有何理解？
陈培德：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当时，应该说，足球的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出现了《“黑哨”绝不能自由泛滥》等“要求司法介入足坛进行打假扫黑斗争”的提案，而且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分量极重地一致声讨体坛腐败。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呼吁司法介入。最轰动的则是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毛昭晰的提案，这份《坚持体育道德，树立良好体育形象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胜利召开》的议案，引起的反响空前：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腐败”。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虽然说司法介入后，出现了袁局长所说的“已经超出足球本身”的情况，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推动这件事，但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浙江省体育局反而成了另类，受到了挤压。甚至在媒体上出现了“体育总局某人士”责难，指责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无组织、无纪律等颠倒黑白的言论。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从袁伟民这本书上所披露的来看，可以肯定，推动不了“反腐败”的根子，就是我们的老上级袁伟民局长。他就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似乎与他中国足协主席无关。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这次足坛揭黑
相信再也不会流产”
记者：8年前的足球“打假扫黑”结局，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陈培德：完全超出我的预料，甚至超出曾赴杭州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有关领导的预料。
龚建平被判刑10年，一开始我以为还有第二个“龚建平”出现，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之前承诺与浙江紧密联手打假扫黑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再没与我这个交往较深的同僚有过一个电话。而他声称，鉴于绿城在揭发黑哨事件的表现，回北京以后，会对绿城进行大赦，结果却是给了最严厉的处罚。我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斗争就这样突然停止了。其间我也给参与杭州取证调查的中央调查组成员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原因，最后那位中纪委同志以私下的口吻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后来我才知道，调查组的调查资料转给了中国足协，足协对涉案的17名边裁作了内部处理，这成了两年足球打假扫黑的最后结局。
我至今仍记得，2004年7月，龚建平在服刑期间病逝，年仅44岁。追悼会上，他妻子哭喊着：“我会为你报仇！” 远在杭州的宋卫平曾说：“我害了龚建平。”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了一句话：“龚建平绝不该是第一个，更不应该是惟一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裁判。”我认为，如果这样，是非常不公正的，也是丑陋的。
在2003年1月足球裁判龚建平受贿案一审判决时，我仍然在主持浙江省体育局工作。当时，根据分管体育的鲁松庭副省长的指示，省局党组决定把发端于浙江的足球打假扫黑的历史记录下来写成书，出版公布，以对社会有个交代，并责成体坛报社组成以总编辑李烈钧为总撰稿的9人写作班子完成这个工程。写作班子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一部36万字的书作，题目叫《变形的足球：打假扫黑在浙江》，全面记录了足球打假扫黑的史实。
为了保证这部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写作组开了13次研讨会，七易其稿，每稿都经过“四审三校”七道关。遗憾的是，在我离任后，这部书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出版，直到今天，“清样稿”仍“暂时”尘封在省体育局的档案柜里，至今已近7年。
记者：对当前公安部牵头的足坛扫黑风暴，你有何认识和评价？
陈培德：我认为，当年存在的足坛糟糕局面——包括裁判黑哨、打假球、赌球等，这一切今天丝毫没有减少。这似乎是必然的，那是几年前打假扫黑遭“人工流产”后的恶果。当年的打假扫黑没有进行下去，导致足球的“假、赌、黑”毒瘤越养越大。中国足球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从男足到女足，我们的成绩每况愈下。
当然，8年前这场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司法毕竟介入了体育竞赛，黑哨毕竟第一次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对在体育领域反腐败这块处女地上，算是开了个口子。
这次扫黑是从反赌入手的，切入点也很好，中国足球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赌球带出假球，假球带出黑哨。跟2001年和2002年比较，当时赌球波及面和影响小，现在是波及面越来越大，赌球已经达到可以操纵联赛的程度，并且更加隐蔽，已经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公安部介入反赌，使得这一原本属于体育范畴的事件，已经上升到全社会关注的层面，这样的环境可比当年强多了。所以相信公安介入反赌行动后，应该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再从轰轰烈烈走向流产了。对此，全国人民都应该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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