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遗憾的是,它一直被当成一本普通的年历簿般被忽略了,其实未来中国好多的社会冲突和变革,都始于这一年,当下社会各行各业,谁都跟1994年脱不了干系。
和体育有关的事情是:1994年4月17日,第一届职业甲A联赛在6个赛场开战,揭幕战在成都举行。足球真正成了全民参与的运动。职业联赛,也让足球明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一起尘封已久的故事必须揭开盖子,为保持原貌,我们尽量使用当时报载的原文:
“1994年,3月10日,亚足联官员声称:中国队和辽宁队在泰王杯和亚俱杯的比赛中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比赛,亚足联已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辽宁远东队则郑重声明,希望亚足联弄清事实真相,还辽宁队清白。主教练杨玉敏愤怒表示:打假球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本站不脚的。代表团团长马林甚至在墙上写下拳头大字号的标语:不实之词,予以澄清。
中国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以组织名义走访辽宁队相关队员,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对亚足联不实指控进行了有力驳斥。权威人士指出,这起针对辽宁队的指控其实是针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污蔑,也是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攻击,这和国外一些势力的险恶用心是分不开的,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的著名球评家们也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写出这样的文字:
比如:“中国人太老实了,致使别人肆无忌惮,如果我们不给以坚决斗争,仍像过去那样,人家打你左脸你忍了,明天又打你右脸,让你有苦说不出,倒不如他打你左脸你去打他右脸,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今后即或不能对你产生敬意,但毕竟知道你也不好欺负,好歹规矩了点。”
比如:“中国足球就算是面‘破鼓’,那也留着自己捶,用不着别人出手。”
再比如:“今年5月亚洲足联将召开大会,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对于‘亚足联主席’这一席位觊觎多年的‘西亚帮’势必要与现任亚足联领导人的‘东南亚帮’在台前幕后展开激烈的角逐。有道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极有可能给有很高威望的现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的中国人陈成达先生以机会(其实陈成达先生无意竞选主席)。这时亚足联现任领导人突然爆炸式地对外界公开表示辽宁队和中国国家队涉嫌参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1比2泰国B队(也就是国奥队),辽宁队1比4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进行了工作。
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中国人民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
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的中国队和辽宁队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
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到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国家的污辱。因为,中国的体育,从一开始,就是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中国女排和霍元甲没什么区别,容志行与黄继光没什么区别。一个荒谬的逻辑存在着:谁敢怀疑我们的体育运动员,就是怀疑我们的国家英雄。全然不顾商业体育赛事在全球已轰轰烈烈开展,相关的监督机制也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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