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从1994年率先进行职业化改革，到2010年两位足协副主席被抓，中国足球的改革之路走过16年，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职业化、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方向当然是没错，但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严重无法适应职业化、市场化的需要，用球评人毕熙东的话说，“一脚体制内，一脚体制外。一只手握有体制内的权力和政策，一只手到市场上去捞钱，两边好处全要，而且理直气壮”，这也就注定了中国足球改革的悲剧。
地震过后，思考灾后重建的问题，体育总局匆忙任命新人令人费解。难道中国足球体制落后的悲剧还要继续轮回下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球协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为什么足协主席的产生不能像国际足联规定的那样采用选举的方式，或是其他更民主、更科学的方式？为什么不能更多听取足球从业人员和广大球迷的声音？
足协主席对上负责，不用对球迷负责，这也就注定了急功近利的任期责任制，很难为后人做嫁衣，很难有长期规划。足协主席仍属体制内角色，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对放权市场感到畏惧，很难真正从市场角度思考中国足球的未来。如果遇到一个贪官，连国脚资格都可以明码标价，赞助商费用都可以吞了独食，那中国足球就更加民不聊生，大踏步倒退了。
体制革新，首先是中国足协与中超公司的剥离。足协更多的是服务机构，保证这个国家的足球普及率，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各级国家队的建设，筹集更多资金投入足球的推广；中超公司更多的是经营机构，要让中超联赛赢得市场，要让各级俱乐部有生存权、发言权和自治权。足协可以对中超公司有一定的指导权、管理权，但中超公司在运营上必须相对独立，让参与联赛的中超俱乐部有话语权，让资本发生更多的声音，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约束。中超公司赚来的钱要更多反哺给俱乐部，拿出一小部分投入足协，满足各级国家队的需要。
体制革新，其次是青少年足球培养的思路转换。对足球官员的考核，要符合足球运动的基本规律。足球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一是出成绩周期长，二是团体运动，三是进入市场。因此对足球项目的考核必须淡化锦标主义，摈弃急功近利，踏踏实实地去落实“足球从娃娃抓起”。对青少年足球的培养，一要抓普及，培养兴趣，树立正面形象；二要抓文化，落实体教结合、校园足球的推广；三要坚决杜绝改年龄，以大打小、拔苗助长，违反足球运动发展的科学规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把政绩工程的体制改过来，中国足球永远都是逆水行舟。
体制革新，再次是制度建设和司法监管的执行。中国足协的制度，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违反足球规律，除了本身权威丧失外，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为公共利益服务，只满足少数人的利益。以中国足球转会制度为例，如此不平等的奴隶制度，只有在腐朽和自保的体系中才可能成立。对假球、黑哨、赌球等长期不作为，甚至成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关键在于缺乏制度保障、法制建设和司法监管。如果能让公安部门、纪检部门对足球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监管，中国足球联赛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足彩竞猜。从行业利益出发，中超公司也可以明确很多限薪、杜绝阴阳合同、俱乐部规模建设等制度，让共同利益驱逐个体利益，找出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
我们等待的足代会因为南勇、杨一民案件而推迟了，但我们不需要再匆匆召开一个继续自上而下、体制落后的足代会，我们需要一个更多倾听市场声音、民间声音的自下而上的足代会。只有体制内的人解决体制内的事，体制外的人解决体制外的事，中国足球才可能更好地自律和他律，才可能让地震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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