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事儿》连载：名单吓坏阎世铎 谁捏造忏悔信

　　郝洪军 著

　　涉黑名单吓坏阎世铎　阎世铎明助威暗灭火

　　宋李联手打假扫黑取得初步结果。宋卫平热情欢迎新华社记者介入，当新华社两位记者杨明与方益波介入后，宋首先向两位介绍了情况，截止到2001年12月底，“我已给几个曾收过钱的裁判打了电话，交代两点，一是把收了的钱退回来，二是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告诉他们可以匿名，也可不用手写。我还向几个裁判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退钱裁判的名字告诉别人。”

　　宋卫平还说，“已经有一个裁判主动交来了钱和忏悔信，存放在浙江省体育局。”随后，在陈培德的办公室，杨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条的四万块钱，以及一封电脑打印的忏悔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年很精彩地描述了风雨欲来的杭州城：

　　2002年1月1日，“反黑风暴”已经变成了跨年大戏。几十名记者留在杭州，期待着能有最新的消息。当天，陈培德先后找了宋卫平和李书福，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钱的证据，推动司法对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卫平回答说时机不到，李书福更是直白地问陈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李书福的反问，是当时最大的难题。俱乐部向裁判送钱，没有任何物证。如果只凭俱乐部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曾向哪些裁判送过钱，只要对方坚决否认，不但无法构成裁判的受贿罪，反而坐实了揭黑者的行贿行为。

　　两位身经多年商战的俱乐部老总当然不会那么傻。陈培德反复劝说李书福，让他先把材料准备好，或者马上交，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后就交。李书福想了想，同意了。陈培德拨通了方益波的手机，告诉他最新的进展。话筒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方益波和杨明正与宋卫平在一起，他们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陈和李快过去和他们会合。

　　这已经是元旦的后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几个人达成了一致。两个俱乐部老总交出的，会是一份什么样的证据，它的杀伤力会有多大呢？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飞到杭州，了解反黑的新进程。一到杭州，阎世铎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谢绝一切采访。只是在最后，开了一个只有短短1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阎世铎说：“这次收获非常大，比预想的还要大。”说毕，他和陈培德紧紧地握了一下手。

　　人们都在猜测，阎世铎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么证据？第二天的媒体上，种种猜测版本不一而足。而陈培德和阎世铎这两位体育官员在“反黑风暴”后第一次握手，也被媒体放大了象征意义。

　　第二天，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8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4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9人。

　　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球迷和媒体纷纷发出了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不是障碍。

　　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的领导。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

　　无疑，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官员的乌纱帽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偏偏在此时，上海中远状告《球报》的官司胜诉。

　　我现在回忆七八年前那一系列戏剧性情节时，我都怀疑当年的足协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扑灭杭州燃起的扫黑大火；另一个战场是，他们怂恿或唆使上海中远状告《球报》，以达到敲山震虎、围魏救赵的目的。

　　谁捏造了龚建平的忏悔信？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打假扫黑迎来了转机。

　　在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41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确认，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其依法逮捕并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被视为最高检针对黑哨而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过去那些传闻都没有法律意义，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惟一证据，就是曾放在陈培德办公室里的那四万元钱和一封忏悔信。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封忏悔信。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位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匿名信的主人很快浮出水面，他就是国际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龚建平。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羁押，同年4月17日被批捕。经审理，龚建平被确认有9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2003年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

　　同时，足协也做出了惩罚规定，对6家被认定有行贿行为的俱乐部进行罚款，禁止替俱乐部送钱的6人从事足球活动。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服刑期间意外病逝，年仅44岁。

　　在13日龚建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当年龚建平的辩护律师王冰还在沉默。可随后，他以一个律师的责任意识，不想再三缄其口了。面对采访他的记者，他说出一个让人震惊的秘密：龚建平那封忏悔信是假的！

　　王冰说，所谓的忏悔信是不存在的！我第一次会见龚建平时他就对我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忏悔信，那封信是有人捏造、伪造出来的。龚建平已经招供了，关于赃款等情况都没有隐瞒，所以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撒谎。我相信他这句话。

　　那么，谁捏造了这封忏悔信？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杭州的宋卫平知道！

　　辽沈足坛的水究竟有多浑？

　　“足球市长”都没能拦住辽足离家出走

　　辽宁足球有着辉煌的历史，要追溯这个历史至少要回到17年前，自从辽宁队在1993年全运会上夺得第10个冠军后，十冠王的称号也就成为了历史。十冠王发生在足球职业化之前，是专业体育与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1994年足球职业化的启动，辽宁足球就开始迎来动荡的日子。

　　从1995年到现在，辽足经历了12任老总，这些老总的名字一度响彻中国足坛。张桐坡、毛治中、赵同普、曹国俊、钟晓哲、程鹏辉、张曙光、吕枫……这12位辽足王朝的统治者，他们绝不是“清朝12帝”，辽宁足球在他们手里憧憬着、窘迫着、流浪着、迷惘着、绝望着……从没有出现过“康乾盛世”景象。他们是踌躇满志的创业者，但他们每个人身上也都有“亡国之君”的影子。

　　只是，在2002年以前，不论辽足如何困顿，它仍然把根扎在辽宁这块贫瘠的土壤上。到了2002年，时任辽足俱乐部第六任老总的张曙光正筹划把辽足迁出沈阳，进驻北京。张曙光想出关，他可能想到摄政王多尔衮当年的气概，率铁骑入关，以期平定天下。

　　各界一片责难。球迷就差找到张曙光，揍其一顿了！

　　2002年1月18日上午，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在辽宁省政府小会议厅召集各界人士为辽足迁徙一事召开座谈会。

　　时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辽足俱乐部董事长曹国俊，以及球迷代表和部分体育记者都聚集在会议室里。当天会场的气氛，崔大林、曹国俊等表面上都很轻松，但从他们面部偶尔掠过的表情，还能看出他们境遇的尴尬与局促。

　　薄熙来的开场白很有高度，他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说，“辽宁队主场迁移北京是很正常的事情。足球不是简单一项运动，它应该纳入到先进的文化理念之中。足球既然是一种文化，不仅要体现出足够的愉悦功能，还应该具有一种开拓意识和市场意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