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16年荒唐事：换主席没用 赌球不是病根

　　举国体制的弃儿

　　举国体制并不是中国的创举，但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之后，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举国体制之集大成者。可是当中国的上半身缀满炫目的奖章时，下半身的足球却露出了一条难堪的裤衩；当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拆迁之势不由分说将金牌收入囊中时，国足却日渐沦落到和越南、叙利亚为伍，这严重挫伤了爱国愤青的自尊心。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通，几乎无所不能的举国体制，为什么就是搞不好中国足球呢？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是贯彻奥运战略的最优化选择，是最经济的夺金策略。研究一下奥运军团的金牌榜，其中多是女子项目、个人项目和欧美劳动人民不热衷、不擅长、吃不起苦的项目。而在田径、游泳等大项和三大球等热门团体项目上，几乎一无所获。

　　举国体制把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对手不太重视的项目上，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之后各个突破，这种策略为中国金牌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足球不是冷门项目，它是全世界各国调集资源争夺的焦点。那种专拣冷门突破的取巧办法是行不通的。

　　这其中的道理，跟中国的出口战略是相通的。中国生产的衬衣和袜子可以挤得全球的竞争对手没饭吃，但是却抢不走LV和PRADA的市场，在高投入高技术的CPU和芯片产业也没有优势可言。因此没有人会放弃生产衬衣，而试图靠国产的龙芯去瓜分intel的市场。

　　按照举国体制的思路，没有夺金希望的项目应及时放弃，以腾出宝贵的资源用于冲金，而足球恰好处于应该牺牲之列。实际上体育总局也确实是这样操作的。2000年，在奥运战略即将启动之时，一位高层领导大笔一圈，将全国许多体校的足球专业取消了，以保证优势项目能拥有足够的经费。而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交给传说中的俱乐部梯队和市场化的足球学校负责。

　　这个不起眼的决定，是近10年来国足成绩每况愈下的关键性原因。因为俱乐部梯队基本停留在纸上，足球学校的收费让很多有天赋的穷孩子入学无门，这一变更等于给中国足球做了一次绝育手术。从此之后，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到了2009年出现一个年龄段全国只有200多名适龄球员，国际比赛打不过弹丸之地东帝汶的情况。可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必然会失宠，失宠的代价就是必须为了奥运战略做出牺牲。但是这种牺牲球迷是看不到的，人们只是抱怨国脚的战绩越来越差，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对足球造成的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足球的决策者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的弱势地位他们早就明了于心，这也是足球从1994年就开始尝试职业联赛的原因之一，试图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对中国足球的救赎。

　　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市场化的职业联赛是由许多反市场的力量驱动的。是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开展足球联赛的出发点不是出于体育产业的抱负，而是为了救赎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世界杯情结。为了世界杯预选赛，联赛可以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升降级制度可以随意暂停，俱乐部球员可以随意征调去长期封闭集训，投资人的利益根本无从得到保证。

　　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各地都出现了资本和权力媾和的现象。政府有心发展足球，却没有资金，于是动用了政策招揽企业投资。这种招商足球导致了俱乐部的许多短期行为。如万达、实德等建筑企业投资足球，根本不在乎俱乐部从事足球的经营状况，进入足球圈为的是换取当地政府手中优惠的土地。一旦城市的开发土地消费殆尽，企业就会找一个借口退出中国足球，将俱乐部留给当地政府善后。牟利模式使得中国足球的退出事件层出不穷，俱乐部成了投资商的一次性用具，用完就扔。这样不负责任的企业往往很适应环境活得很滋润，而真正想靠经营足球获得利润的理想主义者却举步维艰，最终被这个恶劣的市场淘汰，重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典案例。

　　举国体制不行，职业联赛亦不行，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随着战绩的低迷，足球的市场日渐萎缩，声誉江河日下，深陷恶性循环中不可自拔，直到迎来这次危机的总爆发。

　　棋圣聂卫平是个大球迷，在他的自传《我的黑白人生》里记录了他和万里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那是在八十年代，聂卫平和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聊起中国足球时，万里认为，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得等到下个世纪。对此年轻气盛的聂卫平不以为然。万里进一步解释道：“搞足球需要的成本太高，国家现在投入不值得。等到下个世纪国力强了再搞。”

　　现在来看，20多年前万里的预测惊人得准确，中国足球果然是2001年打进了世界杯。但是万里没有料到的是：为了北京奥运会，中国足球还要被牺牲。而随着亚洲板块经济的崛起，亚洲各国都加快了对足球的投资，他们没有那种复杂的体制问题，一上路就走正道，很快就让中国足球沦为货真价实的亚洲二流了。中国足球的下一次高潮何时到来，谁也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