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广州亚运会保龄球简介
项目设置：共设男女单人赛、双人队计赛、3人队计赛、5人队计赛、全能赛和精英赛共12个小项的比赛，产生12枚金牌。
比赛场馆：天河体育中心保龄球馆。
虎年春节刚过，想必不少读者在欢度佳节之余，也没有忘记进行体育休闲运动，过一个健康年。在众多的体育休闲项目中，保龄球或许是不少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个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这项运动曾风靡神州大地，当时人人都以会打保龄球为时尚，保龄球馆里面人满为患。
如今，保龄球这个项目已经远不如当年那样有人气，令不少保龄球迷扼腕不已。不过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将可以看到亚洲顶尖高手在保龄球赛场上的比拼。本期《全景亚运》请来中国保龄球的“女掌门”崔伟红，为大家推介保龄球项目。
行家论道
中国保龄球在艰难中前行
缺装备
缺人气
缺资金
缺人才
缺政策
崔伟红，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运动三部部长，中国保龄球掌门人，是一位精明能干，性格开朗，思维敏锐的女强人。记者首次采访她是在香港东亚运动会保龄球的赛场，那时她手里提着一大兜药品，正在赛场边高声为中国队加油，高八度的嗓音响彻赛场。记者问她手里提的是什么，她解释说，那是她为她的队员从中国代表团“蹭”来的药品。她说中国保龄球队在东亚运动会上没有队医，没有按摩师，没有助理教练，她既是领队，也是后勤保障人员，既是领导，也是打杂的。她说，作为非奥项目的保龄球，这些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说起中国保龄球运动，可以用悲壮来形容。”她叹了口气说。
一大堆药品，一句“悲壮”，还有一个激情高涨的女掌门，这是记者的对崔伟红和中国保龄球的第一印象。此后，记者多次联系这位女掌门，请她讲讲中国保龄球运动，但采访断断续续，历经多日，直到一天上午，崔伟红给记者打来电话，终于摆开龙门阵，讲述了中国的保龄球运动的艰难历程，说到辛酸处，这位女掌门在电话中三度泣不成声……
保龄球
简介
保龄球又叫“地滚球”，起源于德国。是一种在木板球道上用球滚击木瓶的室内体育运动。流行于欧、美、大洋洲和亚洲一些国家。1978年曼谷第8届亚运会保龄球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比赛以抽签决定道次和投球顺序。比赛时，在球道终端放置10个木瓶成三角形，参加比赛者在犯规线后轮流投球撞击木瓶；10轮为一局；经过多局的投球，按击倒的木瓶数计算得分，得分多者为胜。
保龄球
打法
初学者想要打好保龄球，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好如何助走以及正确的出球方式，助走通常分为三步助走、四步助走及五步助走。右手出球的人，最后把球送出时，应该是右脚交在左脚的后面，左手反之。
助跑道上通常都会有标示前、中、后三个点，这三个点各离球道犯规线的远近不同，站在后点(靠近座位)，用四步助走，这样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调整球的角度以及调整出手。
保龄球虚热
全世界看不懂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保龄球狂潮其实是一场“虚热”，而公款消费和刚刚兴起的民营企业家消费群体是这场虚热的始作俑者。
崔伟红自2004年4月接手中国保龄球队。用她的说法，这时的中国保龄球已经开始从巅峰跌落谷底，出现在她面前的中国保龄球行业的现状是，到处忙着拆球道、关球馆，一片末日来临的景象。而就在五六年前，各大城市还是保龄球馆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老板们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在挥汗如雨地打保龄球，人人以打保龄球为时尚，保龄球馆里面人满为患……
中国保龄球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又是因何从巅峰跌落到万丈深渊？在崔伟红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保龄球狂潮其实是一场“虚热”，而公款消费和刚刚兴起的民营企业家消费群体是这场虚热的始作俑者。
崔伟红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保龄球生产商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一开始，作为一种新型的健身和娱乐方式，保龄球成为一种贵族运动。说它是贵族运动，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保龄球馆的建设需要比较大的投资，比如一条球道就需要几十万元，而一家规模中等的保龄球馆投资十几条球道就需要几百万元，加上维持球馆日常运转的照明、下油、清洁等费用，保龄球馆算是高投资的娱乐健身项目，打球的费用当然也是比较高。二是正在蔚然兴起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将保龄球馆当成了谈生意、交朋友的场所。一个价格比较贵，一个身份比较贵，保龄球自然就成为了贵族运动。
不能不提的是，公款消费也带旺了保龄球馆生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日后保龄球的大萧条也埋下了伏笔。总之，从1995年到2000年初，这段时期的中国保龄球馆生意，火得一塌糊涂。崔伟红说，那时，全世界都看不懂中国。
寒酸与悲壮
捡别人扔掉的球用
崔伟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手中国保龄球队的，在此之前，她管过橄榄球、棒球、板球，这些冷僻的非奥项目虽然无法和奥运会项目相比，但是在中心领导的支持下，她做得风生水起。随着总局干部轮岗，她开始接手保龄球这个被抛入谷底的非奥项目。当时的场景，她还记忆犹新。刚接触球队的时候，她发现队员的衣服已经穿了很久都没有换过了，她的第一想法就是怎么也要给队员换一套新衣服。因为经费有限，她就跑到北京动物园附近一家服装市场买回来几十块钱一件的便宜衬衫，然后找人印上中国队的logo，虽然不免寒酸，但好歹是新的，“出国比赛不至于太丢人”。
衣服能解决，但是保龄球用球却比衣服要贵得多，加上队员的球鞋、球包等用品，一套行头备齐要1万多元，由于经费缺乏，队员的球鞋穿得都张了嘴还舍不得扔掉。崔伟红说，一般一颗球打上300局就不能用了，可是中国队的队员连这些本该废弃的用球都舍不得扔掉。“去国外比赛，人家韩国队、日本队比赛后扔掉的球，中国队就偷偷捡回来，重新磨光打眼，继续当新球用……”这些难堪的往事，让崔伟红突然抑制不住地难过，几度泣不成声。
崔伟红也记得，她在负责橄榄球时，同样遭遇到和保龄球一样的困难。第一次见到队员，队员穿了5年都没钱换新的衣服，有些队员的衣服都破得不成样子了，崔伟红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然而这还不是让她最难过的，更悲壮的还在后面。有一次她带队参加比赛，队员头部受伤，鲜血直流，送到医院却发现要先交1000美元押金，听说要交钱，这名队员没有办住院手续就跑出去了，“他是怕花钱……”一个国家队队员伤成那样，却被1000美元难倒一群人！崔伟红回忆这些细节时，再次泣不成声，为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为了那些坚强的队员。
保龄球馆纷纷倒闭
但是21世纪初，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高消费娱乐项目税收政策”给遍地开花的保龄球馆兜头一盆凉水，按这一政策，保龄球被视为高消费娱乐项目，税收比例高达营业收入的25%，这么高的税收一下子就让很多球馆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是，随后而来席卷全国的“非典”给了保龄球致命一击。非典来袭，人人出门都戴着口罩，人人都怕扎堆，更不用说“窝”在保龄球馆里面了。
保龄球馆因而迅速从原来的门庭若市变得门可罗雀，许多球馆开始关门大吉，球道被拆了，球馆倒闭了，人员分流了。恰在此时兴起的高尔夫运动作为一项阳光、健康、绿色的运动“拐跑”了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发现，对比室内保龄球，高尔夫真好！空气好，草地绿，这样一下子就将保龄球打入了谷底！”崔伟红说。
中国保龄球糟糕的大环境一度也影响到了中国保龄球队队员的生存。从佛山一家保龄球馆奋斗出来的中国首位女子保龄球世界冠军杨穗玲在多哈亚运会的比赛后却发现，自己赖以谋生的球馆已经倒闭，面临着失业的尴尬境地。
2008年开始，中国的保龄球馆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崔伟红介绍说，国家体育总局的全国人大代表两次提交议案，建议取消对保龄球馆征收的高消费娱乐税收，最终这一议案得以通过，从征收25%营业税恢复到原来的5%。其次，虽然保龄球运动的人群大量流失，但是这项运动也留住了一些忠实的消费者，“保龄球比较精细，难度不大，很智慧，比较适合老同志、老干部。”崔伟红介绍说，最近几年，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有些10道、20道的小规模保龄球馆正在缓慢恢复。崔伟红承认，虽然现在国内大部分城市仍然缺乏大型球馆，无法举办国际性的比赛，但是这项几乎一蹶不振的运动毕竟有了一些复苏的迹象。
期待未来
“竞技体育不相信眼泪！”崔伟红说。这些年来，中国的保龄球竞技水平和韩国队、马来西亚队这些世界强队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她记得在2009年女子保龄球世锦赛上，韩国队最晚抵达举办地，却一下子抢走了6枚金牌中的4枚。那种霸道的气势背后是韩国保龄球普及程度、人才培养大体系的巨大成功。“一个首尔市，注册的保龄球员有10万人，简直和中国乒乓球差不多。”崔伟红坦言，韩国的体育政策没有奥运非奥运项目之分，加上政府对于保龄球的大力支持，环境比中国要好得多。
崔伟红认为，中国的保龄球竞技水平要想提高，关键是要解决人才培养体系。她告诉记者，中国保龄球的国家队队员大都是从爱好者中间选拔，有些是靠熟人介绍才找到，由于完全没有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可想而知。“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连小米加步枪都不是。”
让崔伟红一直念念不忘的是“运动员等级制度”。她介绍说，如果有了这个制度，将来青少年培养体系就可以逐步建立，因为青少年可以通过打好保龄球获得考试加分，这对吸引青少年参与到保龄球运动中来有极大的吸引力。而青少年培养体系一旦建立，中国保龄球无论从竞技水平还是产业链条都会走入一个良性循环。
崔伟红说，她现在最渴望的是中国保龄球的发展能够得到政策性的支持，她相信中国保龄球有好的将来。
辛酸的多哈回忆
多哈亚运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运动三部部长、中国保龄球掌门人崔伟红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保龄球队在待遇上终于有了一点“改变”。
2006年多哈亚运会之前，崔伟红在向领导的汇报会上，用了三个“没有”来概括保龄球队的现状——没有经费、没有队员、没有下油机。她的这番“哭穷”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一下子批了两台下油机，终于能清洗球道能下油了！”崔伟红回忆起来还兴奋不已。
但是和其他球队比起来，中国保龄球队的待遇还是让人辛酸。崔伟红记得，多哈亚运会上，她看到的其他球队都有教练组、队医、按摩师，但是与之相比，中国队5男5女10名队员只有一个主教练。当时的比赛从早上比到晚上，中国队驻地离赛场又比较远，主教练王宏一人早上七八时就要到赛场，一直忙到凌晨三四时才能休息。崔伟红作为领队见证了王宏教练这种近乎自残式的工作，至今都唏嘘不已。
崔伟红说，此前保龄球由于是非奥项目，队员没有收入，不过随着政策调整，现在国家队队员每个月有几百元的补贴，训练和比赛的用球也基本得到了保证，这些改变让中国队的老队员张鹏感慨“做梦都想不到”。
展望即将到来的广州亚运会，崔伟红认为，中国队当然是想夺得一枚金牌，“广州是中国保龄球的发祥地之一，也为中国保龄球的发展作出了大的贡献。”她期待着中国队在广州打出好的成绩。
■ 本版策划：本报记者 陈伟胜
■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顺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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