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绑架”了市场 2009年，美国最赚钱的职业棒球大联盟创收63亿美元，中超收入据报道为逾1·5亿人民币，不及前者的千分之四，却已“力压”ＣＢＡ成为中国第一联赛。中国职业体育市场化程度之低可见一斑。
易剑东认为，体育产业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对体育赛事和活动审批权、经营权的控制。行政管理部门以抓金牌、要成绩为终极目标，没有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动力，反而用金牌“绑架”了诸如联赛等体育资源。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依然是“几块牌子”的问题，这几块牌子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官”，一旦发生冲突，一切都得为“官”让路。而“官”的政绩就是选手们的国际比赛成绩。
还是以足球为例：负责中超运营的福特宝公司到中超公司一脉相承，都是“足协制造”，事故不断，备受诟病。易剑东形容为“自己搞得不好，也不让别人搞”。2004年中超元年福特宝接手联赛，翌年中超“裸奔”，2006年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结果拉赞助拉出了著名的爱福克斯案……
中国的职业体育不仅天生畸形，而且“发育不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发展职业联赛是为了提高国家队竞技水平，市场目标始终被金牌目标所压抑。“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是以此为目标来发展职业联赛的，”易剑东说。
正因为此，联赛给国家队让路、“豪赌国家队”就成了常态。当年阎世铎停止联赛升降级，就是挥舞着金牌指挥棒做政绩工程。而在欧洲五大联赛，足协只能请求但无权强制俱乐部为国家队做出牺牲，要破坏联赛正常秩序更是痴人说梦。中国要“一切为世界杯让路”，而南非世界杯之所以史无前例地成为“冬季世界杯”，就是因为赛程要给各国联赛让路。
职业体育是以竞赛表演为核心，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但目前的体制，把本该是市场化的产业做成了政绩型的事业。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总结说，目前以金牌为取向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限制了以营利为特征的职业体育的发展。
他还指出，体育目前的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举国应该是集中全社会的力量，而目前的模式仅是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集中体育系统管辖的力量。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也说，现行体制其实是“体育部门的体育”，和老百姓关系不大，和职业体育也不兼容。
竞赛表演业（核心是职业体育）和健身休闲业本该是体育产业两大支柱，而中国却是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业占了体育产业增加值的七成以上，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26％。钟秉枢说，这种本末倒置反映了离体育本体越近的，营利的空间越少；越远的，越赚钱。易剑东认为，这正说明，离体育系统掌握资源越近的，受到的体制束缚越大。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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