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兜售联赛尝试外包 三权下放程度成成败关键

　　曾经的改革

　　如果按韦迪的说法，中超的事情还是要由联赛的主体俱乐部决定的话，“中超联赛由独立公司运作”的构想就并不新鲜了。

　　从2002年起，中国足球开始走下坡路，2004年危机开始全面爆发，整个联赛的赞助缩水到只有3000万元，各家俱乐部也是捉襟见肘。这一年，中超元年，七家俱乐部（G7）投资人，以北京国安和大连实德罢赛为契机，发动了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

　　G7提出筹备“中超联盟”，把中超公司独立出中国足协的管理，自行运作和经营。G7为此草拟了13份文件，其“革命纲领”就是向足协索要联赛所有权、联赛管理权、联赛经营权、联赛监督权四个权利。其中几项权利正是现在足协想要给新公司的权益。

　　不过，当年G7的足球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还是让足协有所触动。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中超公司筹备时的早期方案是足协出资20%，16家俱乐部各占4%，预留16%的股权给战略投资人。但到了当年10月25日的中超常委会筹备会上，最终确定中超公司资本总额仅为200万元，足协占有36%的股份，16家俱乐部各占4%股份。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2006年，盈方公司以5年5000万美元拿下“中国之队”项目。用时任足协副主席谢亚龙的话说，足协已经把原来的经营权交出来了，但中超公司实权还是在足协手中。

　　当时成立的中超公司由时任足协副主席南勇出任董事长。原福特宝负责中超商务开发的副总经理瞿郁明带领一班福特宝人马“转会”至中超公司，瞿出任中超公司总经理。2006年年底瞿郁明辞职，和南勇关系密切的原辽足副总经理吕锋出任中超总经理。2009年1月南勇上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后，足管中心副主任、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接任中超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

　　中超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会议由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重大事项须经2/3以上表决权通过。按此规定，足协通过出资比例获得了重大决议的“一票否决权”，中超公司也因此得名“红顶中超”。

　　信誓旦旦要大展拳脚的盈方公司最终落荒而逃，留下的是一堆“理不清剪还乱”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