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申办世界杯藏三目的 摆脱信任危机迫在眉睫

　　真实目的一：营造环境

　　从信任危机到举国同心

　　这是世界杯战略第一步。借用申办世界杯，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足球属于典型的注意力经济，南非世界杯期间，全球观看世界杯的电视观众就达到数百亿人次。亲临南非世界杯现场的韦迪更是感同身受。中国足球的振兴，一个衡量标杆就是被大众所关注并接纳。但注意力经济有个道德前提，就是被大众所关注的行业一定是健康运行，具备诚信度，社会评价以正面为主。否则，即使这个行业再受关注，也难以发展起来。而这恰恰是中国足球的最大软肋，多年的假赌黑以及各种积弊，不仅让中国足球远离费厄泼赖，还成了社会抨击的反面典型。扫赌打黑固然成效巨大，但要让公众改变长期形成的对中国足球的思维定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种思维定式改变之难就在于全方位的信任危机：公众对足协的行业管理能力，对职业联赛的真正健康运行，对从业人员的道德操守，对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都持怀疑态度。

　　如此一来，要解决信任危机，改善大众对中国足球的注意力取向，韦迪想到了申办世界杯这个“外力”。应该说，韦迪这个设想还是很有见地的。一旦申办世界杯成功，世界杯的魅力足以让社会大众形成东道主的角色意识，于是形成全社会性的当好东道主的角色扮演，这将促成公众与中国足球统一在举办世界杯、当好东道主的大目标下，舆论风向自然会掉头，从消极冷漠转向积极性的关注和建设性评价。通过申办世界杯，实现注意力转换，改善社会评价，从而为中国足球的复苏营造持久的社会环境。

　　真实目的二：资源倾斜

　　世界杯战略启动足球举国制

　　这是第二步。搞联赛、搞国字号球队，是足协的事情；但申办一届世界杯，毫无疑问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可以预见的是，世界杯战略形成后，举国制将全面启动。关于举国制，韦迪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曾说，举国制是实现资源优化组合，高效配置的手段。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存在于体育界，还广泛运用于其他行业。韦迪坚持认为，举国制是中国体育的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举办世界杯给了韦迪在足球领域推行举国制的充足理由。其实，因为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世界杯作为世界三大赛会之一，早就变成一项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从申办到举办世界杯的过程，世界各国都实行了举国制。否则，就难以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然而，韦迪动用举国体制并非为了世界杯，而是在申办和举办的过程中，让举国制真正对中国足球发挥系统效用。如果下决心申办世界杯，以下的情况是不难预见的：一、一旦中国决定申办世界杯，并申办成功，中国体育就会形成与奥运战略比肩的世界杯战略。二、在世界杯战略形成后，就是各类政府主导的资源向足球领域倾斜。首先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将加大投入，这些加大的投入将在场馆建设上立竿见影，举办世界杯的一些城市将涌现大量新建或者翻建的足球场馆，足球设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其次是政策上的倾斜。有了世界杯战略后，政府层面一定会有确保战略实现的各类足球发展规划、实施细则，而绝非流于形式。这正是韦迪所想要达到的最大目的。

　　真实目的三：确立目标

　　将中国足球纳入良性轨道

　　这是第三步。韦迪借用举办世界杯推动中国足球振兴的战略思维，最终诉求还是提高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应该说，韦掌门的设计很周全。

　　首先申办2026年世界杯是个明确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会有明确的导向。其次，从他提出申办的意向到2026年世界杯还有16年的时间，即使中国足协三年后递交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申请，也还有超过10年的时间。中国足球有充分的时间全方位地提高自己。

　　再次是国字号建设得到保障。以往在四年一度的足球出线的短期指标下，足协负责人只关注任内的政绩，急功近利，动不动就换教练推卸责任，这种只图升迁政绩的结果就是国字号球队建设在技战术风格、保障体系方面缺乏连贯性。如果有了2026年世界杯这个大目标，无论在这期间国字号成绩如何，国字号建设起码能做到连贯性。

　　最后就是青少年足球这块中国足球最大的短板，有了2026年世界杯这个长期目标后，青少年足球培养至少有超过10年的培育期，足够重新搭建已经荒芜的青少年足球基础。不仅如此，有了世界杯战略后，韦迪所设想的校园足球、专业体校、留学计划就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参与，进而全面开花。

　　其实，从韦迪日前在足协内部提出的足协职能全面转型，由“联赛为本”变化为“放弃联赛为本”，主抓国字号和青少年足球就可以看出，韦迪的“变法”已经为申办世界杯提前做准备了。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梁军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