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把这种生物与那种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生物之间以食物关系相互交错的序列被称为食物链。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常常存在着许多条食物链——如果把中国足球看做一个生态系统,那么,正在进行中的这场“反赌风暴”,就使得中国足球那条黑色食物链清晰得一览无余……
初级生产者·球员
在中国足球肮脏的食物链中,数量众多的球员无疑处在最底层,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群体实际上很悲哀,他们总是受到更高层次群体的压榨。只是,对于整个中国足球而言,这个群体却可用一句话来形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足球运动员做出了最坏的榜样——他们虚荣,每次集体出行都变成LV包大展示;他们好色,还记得安琦的拉链门和“深圳六君子”嫖娼吗?他们贪婪,再多的薪水都不够,所以把自己的球队变成赌球的工具;他们傲慢,拉帮结派自以为能控制一切;他们丑陋,世界上最低级的失误都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出来……实际上,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些表现,几乎所有球迷都心知肚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没文化、低素质的代称。虽然从这次风暴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状况来看,“进去”的球员很少,那是因为他们只是“小鱼”,而且,曾经的那群“鱼”已经退出了这个浑得看不见底的江湖,大多数人还算得上是全身而退。
一级消费者·老板
老板比球员坏,最坏的是在于他们的欺骗性更大,他们给自己戴的帽子更高,不少人成为一个城市的知名人物,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只因为他们“热爱足球,愿意为足球事业作贡献”,更有人借投身文体事业为名,在当地还获得了政策支持。但是,这些人制造出了最恶劣的比赛,比如匪夷所思的海利丰“吊射门”;这些人制造了最坏的社会影响,比如陕西球迷就曾“跪求”王珀别再祸害陕西足球;这些人制造了最坏的国际影响,比如国力洋帅卡洛斯就是被王珀一手挤走的,这个外教至今都难以忘记王珀给他造成的伤害……
在这些所谓老板的一手策划下,足球失去了公平和正义,只剩下虚假和无耻。而在这些人面前,球员只是他们借以生产“黑钱”的工具,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从某个角度来看,更具“商业天赋”的他们无疑是中国足球沉沦的最大推手之一。
二级消费者·裁判
老板们想操纵比赛,除过压榨球员外,收买裁判是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中国足坛,裁判是个肥缺,这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实际上,从有职业联赛的那一天起,围绕着冠军和升降级,都会有不少场决定性的比赛,胜负牵扯着生死存亡金钱名誉,裁判在其中能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
很显然,陆俊的故事,就好像是一种畸形的传奇,一个精明的人在乱世中靠着所谓的技巧,在心照不宣的哨声中找到了最好的生存之道,他一点儿都没有浪费自己的资质,上能维护好领导,哨能吹得“外行人看不出猫腻”,不仅能帮俱乐部办事,也能按照领导的既定方针定胜负。
三级消费者·足协中层
继续顺着食物链向上,就到了“领导”层面了——蔚少辉,嚣张的国足领队;张建强、李冬生,掌握裁判大权的人;范广鸣,假球的牵线人。所谓的中层干部,已经完全把足坛当成了江湖,把权力当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了吃喝玩乐吹吹拍拍,把搞足球变成了搞钱。
以足协中层的“杰出代表”蔚少辉为例——自从他“进去”之后,网上到处流传着他把国脚带到机场的高级名表店,把一块相中的手表戴在手腕上要人家给他买的故事。这其中有多少演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起码有一点:“四哥”戴的名表穿的名牌,肯定不是拿他的工资买的;而蔚少辉的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向国脚索贿那么简单,作为国足的领队,关于他带领国脚搞走教练杜伊的事外界早有耳闻,最令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个人穿着国家队的队服却从来没把国家的利益当做一回事。
高级消费者·足协高层
是谁纵容了足协中层的肮脏?还得往上再走,而南勇、杨一鸣以及谢亚龙的先后“出事”,证明了足协最高领导层的不干净。
权力改变了南勇,并给予他胡说八道的勇气。2009年的12月12日,他在接受央视中国足球反赌专题节目采访中大言不惭地说:“现在打赌反假的行动,实际上是治标,我们还要治本,从根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的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今年1月5日,他还高调宣称:“远离假赌黑,只要参与早晚被发现,首恶必除。”而现在关于他的传说包括随身携带600万的信用卡、南家菜馆、莫名其妙被蒸发的几千万爱福克斯赞助费;权力改变了谢亚龙,他的堕落是从昏庸开始的,而一个昏官伴随着失败的耻辱被一次次定格,而现在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他的贪婪……中国足球的过去和现在早已经被这样一个贪婪的群体毁掉了,至于未来,天知道。
本组稿件由首席记者 刘志强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