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2008年辞职万言书曝光 直指足球乱在三点

　　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会落幕，8月27日，至今外界依然认为是“被下课”的前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向国家体育总局正式递交辞职报告，在这份被外界戏称为“万言书”的报告中，谢亚龙写道：“职业化改革以来足协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谢亚龙2008年辞职万言书节选：

　　党组：

　　奥运会没有打好，没有完成党组交给我的任务，作为一把手，我诚恳地向组织上承担领导责任。为了大局的稳定和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按照奥运任务书的奖罚要求，我不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请党组下决心对足球中心班子进行组织手术。在我受组织委派到足球中心工作的时候，正值2004年“G7事件”所形成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倒阎运动”。我认为：“G7事件”的本质，是中国的职业足球全盘市场化和坚持国家宏观控制权的斗争。在半数的职业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足协的情况下，在媒体狂轰滥炸的声讨声中，在球迷的怒骂声中，中国足协的领导地位和行业管理威信岌岌可危，中国足球的组织体系和外部关系已濒临崩溃。当时的情势和现在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谢亚龙下课”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足球职业化出现的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足球之乱，乱在三点；足球之难，难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问题。体制的严重弊病，除了前面说的“两个缺失”以外，还有“两个不尊重”，即：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我国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体制不改，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人的问题。一般人认为，足球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体制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次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环境问题。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这样形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媒体是中国足球的最大获利者，运动成绩如此低下、良性新闻资源如此贫乏的足球项目，竟养活了偌大几个媒体集团和数千名专职足球记者(最高时达八千人，竟和整个体育记者人数相当)，没有“靓点”就卖“污点”，假新闻满天飞，使足球界黑白不分，是非莫辨，搞乱了人心，污染了社会。

　　球迷是足球最大的消费群体，但大多数是非理性消费，多是抱定去发泄情绪的，贾平凹称足球场是城市“公共痰盂”不无道理(在某公共场合，谢亚龙曾称贾平凹为最具代表性球迷——编者注)。我国的球迷群体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这是一个可以骂、可以叫、可以任意发泄情绪的地方，是一个经常发生极端行为乃至暴力和“球迷骚乱”的地方，是一个产生“足球流氓”的地方。

　　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因为世界五大联赛都是公开赌球的，纳入国家的管理范畴，而我国法律是禁止赌博的。这种不接轨，造成了境外赌博公司和境内地下黑庄的巨大利润。实际上，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我们对付这个问题更是软弱无力，而实际上这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仅在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我们对它的危害还懵懵懂懂，对于它的了解、把握、控制，还相当无知和无力。

　　我时常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职业足球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据《体坛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