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辞职万言书曝光：牺牲我一人 换全局主动

　　足球之乱，乱在三点；足球之难，难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问题。体制的严重弊病，除了前面说的“两个缺失”以外，还有“两个不尊重”，即：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我国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体制不改，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人的问题。一般人认为，足球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体制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次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环境问题。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这样形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媒体是中国足球的最大获利者，运动成绩如此低下、良性新闻资源如此贫乏的足球项目，竟养活了偌大几个媒体集团和数千名专职足球记者(最高时达八千人，竟和整个体育记者人数相当)，没有“靓点”就卖“污点”，假新闻满天飞，使足球界黑白不分，是非莫辩，搞乱了人心，污染了社会。

　　球迷是足球最大的消费群体，但大多数是非理性消费，多是抱定去发泄情绪的，贾平凹称足球场是城市“公共痰盂”不无道理(在某公共场合，谢亚龙曾称贾平凹为最具代表性球迷——编者注)。我国的球迷群体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这是一个可以骂、可以叫、可以任意发泄情绪的地方，是一个经常发生极端行为乃至暴力和“球迷骚乱”的地方，是一个产生“足球流氓”的地方。

　　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因为世界五大联赛都是公开赌球的，纳入国家的管理范畴，而我国法律是禁止赌博的。这种不接轨，造成了境外赌博公司和境内地下黑庄的巨大利润。实际上，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我们对付这个问题更是软弱无力，而实际上这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仅在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我们对它的危害还懵懵懂懂，对于它的了解、把握、控制，还相当无知和无力。

　　在足球大环境中，不得不涉及到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他们是职业足球的控制者和获利者，他们和国际资本集团合作，千方百计地整合各国的足球资源并攫为己有，千方百计榨取各国足球的利益。我们在形式上走了职业化道路，但在实质上没有加入到这个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运作方式上和这个国际一体化的大市场格格不入，这就导致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吃亏。当我们世界杯外围赛没有出线的时候，有媒体报道，中国足协是因为没有和亚足联开发公司合作而获罪于亚足联，这个说法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

　　我时常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职业足球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足球应该是应该什么样的模式？